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特區政府文化局澳門檔案館和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聯合申報的《漢文文書》（《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列入國際級別的《世界記憶名錄》。文化局局長梁曉鳴接受本報訪問時稱，《漢文文書》作為重要的本地史料，對澳門有著很多現實意義，可為青年的文化、藝術創作提供素材，如可利用《漢文文書》中的真實故事，創作一個劇集劇本，既有歷史根據，又有本地特色。他認為，《漢文文書》可讓青少年深入了解本地歷史，有助加強身份認同，未來當學者對《漢文文書》更深入研究後，或可與教育暨青年局研究將《漢文文書》編入中、小學教材。
文化局局長梁曉鳴（左）表示，《漢文文書》見證澳門近200年的變遷，是澳門十分重要的近代歷史資料，可作為青年的創作素材，或研究編入中、小學教材中；澳門檔案館館長劉芳（右）稱，《漢文文書》在各個界別的學術研究及使用率大增。 （李亮希攝）
原歷史檔案館於1997年出版了中葡雙語《漢文文書》的完整目錄，澳門基金會於1999年將原文輯錄成書。（李亮希攝）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92年啟動一項名為《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的文獻保護項目，旨在紀錄一些重要的人類文化遺產，這項創舉被譽為是一面世界歷史的鏡子。澳門400多年的文化底蘊不可小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上月30日宣布，由特區政府文化局澳門檔案館和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聯合申報的《漢文文書》（《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見證澳門200年歷史
《漢文文書》由1,500多件中文文書原件、五冊澳葡議事會葡文譯本和四小包零散文件合共3,600份檔案文書組成，是葡萄牙東波塔國家檔案館館藏的清代澳門地方檔案文獻。為申報《世界記憶名錄》，更名為《清代澳門地方衙門檔案（1693——1886 》，見證濠江200年歷史。
《漢文文書》見證了澳門接近200年社會、民生的變遷，對研究澳門及中外關係史更是不可或缺，是十分珍貴、獨一無二的檔案。（互聯網圖片）
文化局局長梁曉鳴及澳門檔案館館長劉芳接受本報訪問時，介紹這批珍貴檔案的故事。《漢文文書》是當年香山縣（即現今中山）衙門與澳門市政廳之間的公文往來，時代跨度相當大，見證了澳門接近200年社會、民生的變遷，是澳門十分重要的近代歷史資料。同時，澳門作為「絲綢之路」其中一個重要節點，當中有不少檔案記載貿易、商船的進出，從中亦看到澳門在「絲綢之路」的地位。
《漢文文書》是當年香山縣（即現今中山）衙門與澳門市政廳之間的公文往來，不少檔案記載商船進出澳門紀錄，圖為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給發22號船若望蒙打惹往呂宋貿易船牌（乾隆23年正月25日1758．3．4）。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圖片）
劉芳提到，上世紀50年代起，偶爾會有中國的學者到葡國了解《漢文文書》，但談到深入研究，則要數到1989年；當時文化局轄下的歷史檔案館意識到《漢文文書》的重要性，於是將全數檔案複製成縮微膠卷，帶回澳門整理。由於葡人對檔案的內容不了解，歷史檔案館當時花了好幾年時間整理，並於1997年出版了中葡雙語《漢文文書》的完整目錄。後來，澳門基金會於1999年將原文輯錄成書，自此《漢文文書》在各個界別的學術研究及使用率大增。
署香山知縣楊椿給發完納地租銀庫收單（乾隆40年12月初四日1776．1．24）。（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圖片）
紀錄與西方國家貿易活動
清末時期，澳門是中國唯一的港口，大部分西方的商船都會先經澳門申報貿易許可，因此《漢文文書》記錄了豐富的貿易活動紀錄，當中記載了英國、丹麥、瑞典等地商人與中國的貿易，可以說是紀錄了當時澳門與周邊國家地區的真實關係，以至本地的民生情況。劉芳指出，這批原始地方檔案可以說是還原澳門當時大小事，對研究澳門及中外關係史不可或缺，是十分珍貴、獨一無二的檔案，只是其重要性在過往未被發掘。
既然《漢文文書》對澳門意義重大，為何3,600多份檔案文書會流落到葡國？梁曉鳴解釋，這些檔案當時屬澳葡政府所有，19世紀末時，基於不知名的原因，《漢文文書》由本澳一個教會機構將檔案運到葡萄牙，其後便一直收藏在當地的教會內。
至於本澳會否要求葡國將《漢文文書》正本運回澳門永久保存？梁曉鳴表示，《漢文文書》的屬性與當年西方國家在故宮搶劫國寶不一樣；書信既然是由中國發到澳葡政府手上，便屬他們所有，並不是強搶，加上本澳已與葡國東波塔國家檔案館聯合將「漢文文書」申報成為《世界記憶名錄》，《漢文文書》已不只屬於葡國或澳門，是屬於全世界的。
明年在本澳展出
為慶祝《漢文文書》成功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有關檔案將於明年在澳展出，之後再運回里斯本展覽。同時，電子檔將會永久放在澳門檔案館的網站，本澳市民以及全世界研究澳門歷史的專家學者，均可隨時上網觀看《漢文文書》。
下載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