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決的意義

過去一個星期以來，香港社會接連做出重要司法裁決，反新界東北13名被告被改判監八至13個月；衝擊公民廣場的「雙學三子」改判監六至八個月，接下來還有旺角清場、旺角年初一衝突，以及反釋法遊行等案共約50名被告會有判決，司法機關要與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的騷亂做一個了結。

黃之鋒三人判刑六至八個月，有人認為太重，有人認為太輕，因為他們鼓吹暴力、製造騷亂，逾越合法表達意見的界線，令香港社會經濟付出慘重代價。無論是輕是重，法官的裁決應該被尊重，因為司法不該被輿論或政治因素左右，其獨立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其實，在社會運動的司法判決中，量刑輕重是其次，法官的判詞更應該被深刻討論，因為其中體現了刑罰之上的是非觀念與價值標準，並且為未來可能的類似行為，訂定清晰的法律準繩。

關於社會運動的量刑，輕判重判都各有其理據，在最高刑期三年的罪名中，判囚六至八個月可謂中庸。上訴庭表明，沒有重判是考慮各項因素，且並非要否定集會遊行與表達意見的自由權利，也不希望阻撓年輕人為民主公義發聲，而是要在這類行為中劃出一條界線，就是參與者必須要守法，否則就要付出代價，妄言暴政絕非激進抗爭的藉口。

上訴庭法官楊振權特別提及「違法達義」的說法，即是對「佔中」鼓吹者戴耀庭等人「以法達義」的深刻反駁。楊振權指出，近年社會出現一股歪風，有人以為追求心中公義理想，可以肆意違法，更可怕是一些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公然藐視法律，視之為光榮行為，「這種傲慢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直指問題核心。

「違法」本身就是「公民不服從」的目的，關鍵在於是否採取暴力手段，以及是否影響無關的他人。

歷史上有名的例子，有印度聖雄甘地反對英國政府的《食鹽專法》，發動支持者步行至海邊，親自煮海水取鹽；也有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反對種族隔離政策，發動黑人到禁止黑人進入的餐廳靜坐。上述兩例同樣是違法行為，卻能得到廣泛支持，被流傳至今，差別在於他們堅持和平理性與非暴力抗爭。

但「衝擊公民廣場」案並非如此，「雙學」先是申請合法集會，卻又預謀闖入不得進入的區域，如同判詞所說，是「明知大批群眾強闖會與保安人員衝突，可能導致傷亡」的不負責任行為，即不能再用「公民不服從」的理由開脫，無論運動的目的是甚麼，拿無關人士的生命安全為籌碼，已經脫離任何社會運動或公民抗命的本意。沒有輕判，是因為法律必須對這種行為做出明確的嚇阻。

雖然「違法」， 仍要「守法」， 是「公民不服從」的要義，意味著參與者要有接受法律制裁的心理準備，「定罪」應是求仁得仁，不該哭天喊地，因為「公民不服從」的本質是「犧牲」，而不是牟求個人利益。

當一個社會已經有裂痕，輕判或重判都無助弭平分歧，你不能期待輕判後社會更平和，也不能期待重判後反對者會噤聲，因為對社會運動者而言，刑罰就是抗爭的養分，刑期如同身上的勳章，判得愈重，政治資本愈多。判決的意義，不在於讓親痛仇快，也不在於彌補社會的損失，而是讓社會開啟理性的思辨與討論，為和諧謀求出路，為未來奠定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