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苦讀，只為一朝金榜題名」，內地昨日起又進入一年一度的高考時間，大約940萬學子，奔赴考場，接受檢閱。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後恢復高考制度40周年。回望這40年，高考承擔著萬千家庭，尤其是寒門學子改變命運的使命。但近年來，地區分數線差異、高考移民（到高考分數線相對較低、錄取率較高的地區應考）等問題，引發社會激辯，令人思考在今天高考是否還公平？
新中國成立後，於1952年建立統一高考制度，讓各地青年學子能透過考試選拔，進入適合的大學院校就讀。但在1966年遭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壞，高考制度當時被認為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制度的延續，是一種落後的、反動的教育制度。十年文革浩劫，數以千萬的青年因無書可唸，只能轉入工廠、上山下鄉成為農民，高等教育完全被破壞殆盡。
直到1977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由33位全國各地的著名科學家、教授，以及科學和教育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決定恢復中斷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鄧小平當時說：「不管招多少大學生，一定要考試，考試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誰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個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後門』。 」用考試取代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成為選拔人才的依據，有人評價稱，這一決策改變一個時代的走向和中國的命運，從此恢復知識的價值和尊嚴，奠定重建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
高考選拔曾如過獨木橋
但恢復考試並不表示人人都有書唸，受文革時期高校停止招生、高等教育資源嚴重短缺和經濟發展水平低等因素影響，普通高校招生考試競爭十分激烈，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似乎也不為過。據有關資料測算，1977年至1981年，普通高考錄取率分別為4.8%、6.6%、5.9%、6%、5.5%，遠低於文革前五年的高考錄取率。即便是進入80年代，高考錄取率也只維持在11%上下，仍然是「金榜題名難」。在專家學者們看來，當時的大學教育屬於典型的「精英教育」。
由「精英教育」邁向「大眾教育」
隨著改革開放，各領域對人才的需求開始增加，中國高等教育從1999年開始連續擴大招生，高考錄取率亦大幅上升。據統計，1998年至2005年間，高考報考人數年均增長11.58%，高考錄取人數年均增長23.75%。到2015年，全國高等教育在校生規模已達3,70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從最初的100個人錄取五人，上升至70多人，中國高考錄取率一路攀升，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逐步邁向「大眾教育」。
高考移民等現象出現
不過，高考制度在不斷變革中走到今天，其一向引以為傲的公平原則，近些年卻頻頻遭遇質疑。曾幾何時，恢復後的高考是全國一張試卷。由於北京、上海的一本錄取分數大大低於一些省市，曾經有考生起訴教育部。後來，北京、上海等地自主命題，官方給出的說法是「高考分省命題有利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素質教育推進」。而更讓考生和家長義憤填膺的是錄取數量在地區上的差別。例如，新疆、西藏等地的錄取分數線極低，高考移民現象應運而生。而北京、上海等地經過自主命題的「地方保護」之後，繼續在錄取分數上享受優待。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例，2015年，北京的考生人數68,000人，兩校在北京實際錄取人數之和超過600人。當年，湖北的考生人數是368,425人，兩校在湖北招生僅302人。
高考牽涉社會穩定公平
針對種種現狀，曾有人斷言，如果照目前的形勢發展下去，教育資源嚴重分配不均勻，以及高考制度的地區化傾斜政策，會導致「寒門再難出貴子」。對於諸多普通中國家庭而言，一旦優質教育資源成為金錢和家庭社會背景的較量，形成一種凝固和擴大社會階層差距的機制，導致「出身愈底層，上的學校愈差，前途也愈渺茫」，將為中國社會埋下深深的隱患。
中國高考40年1966年至1970年，因文化大革命新中國高等教育一度停止。
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教育問題座談會，決定恢復中斷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1984年，英語正式成為高考科目。
1994年，實行招生收費制度改革，不再把高等教育看作是完全免費教育，而是形成成本分擔的新機制。
1996年，國家取消大學生包分配制度，大學生畢業後需要自主擇業，大學畢業生也不再像以前那樣畢業即可擁有「鐵飯碗」。
1999年，全國大學開始擴大招生。
2001年，高考在科目設置、考試內容和形式、網上錄取等方面全面推進。高考「3+X」（語數英+文科綜合/理科綜合）科目設置改革擴展到18個省份。
2003年，教育部批准首批22所高校開展自主招生試點，中國由單一考試走向多元評價，作為一種新的選才方式，自主招生的試點範圍不斷擴大。
2016年，高考首次「作弊入刑」，替考、作弊、協助作弊等行為輕則拘役，重則入刑。
2017年，四川成都高考機器人「AT-MATHS」在斷網的情況下，在兩個小時內作答來自多個省市的高考數學試題。
1977年
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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