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經濟增長遲緩、西方世界向傳統左翼發出怒吼的同時，聯合國本月20日發布《全球幸福報告》，富裕的西歐小國再次名列前茅，這些「幸福」國家清一色重視平等分配與社會福利，然而這種重分配的「左傾」思維，卻不被當前的政治生態接受，從美國大選、歐洲右翼崛起都可見一斑。對主權、就業、經濟發展的聲聲呼喚，究竟能不能造就一個「幸福國家」，又或者是造成更多衝突與不幸福呢？
經濟增長確實是提升國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標，在這份報告中，幸福度上升最大的國家，有11個在這段期間都有顯著的經濟成長，但另一方面，排名前五名的「幸福國家」，經濟增速卻都落後國際水平。排名第一的挪威，經濟增長只有1.5%，而以GDP增長率傲視全球的中國，卻在幸福度上面開倒車。許多幸福感非常低的國家，也未出現經濟大幅滑落的情況。答案或許是，提升幸福感可以靠經濟增長，但阻止幸福感滑落，卻不是經濟發展可以左右的。
貧富差距常常是用來解釋幸福感的因素，衍生出收入較低的人會因為別人賺了很多錢而感到不幸福的說法。然而實際的狀況或許是，大部分人並不在意富豪比自己多賺了多少錢，而是關心自己能否得到社會安全網保障（基本工資、健保、教育補助或退休金），能否自由追求個人發展，以及政府值不值得信任等等。
譬如在幸福感下降的美國，雖然特朗普政府以提振經濟、刺激就業為主要口號，但調查卻顯示美國民眾對社會支持、對政府信任程度、個人自由感等面向上最感不安，而非人均GDP。
另一個例子是經濟發展停滯、政治分歧與貧富差距都擴大的台灣，幸福感排名卻逆勢上揚，在亞洲地區中名列前茅。台灣雖然在經濟與政治上面臨許多危機，但完善的健保制度、發達的醫療技術、便利的交通與對政治的自主權，令許多台灣人能夠繼續過著「小確幸」的生活。
因此縮小人們的幸福感差距，並非財富重分配可以解決。財富容易量化，幸福卻很抽象，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城市，當財富達到一定水平之後，社會結構的穩定將比經濟增長更重要。如果一個地方經濟高度發展，但財富分配是因為出生背景、裙帶關係，而非努力與付出來決定，社會結構就會出現裂痕，人們變得更自私，幸福感就會下降。主觀的幸福感是一個政府能否成功施政的重要指標，一個好的政策，並不是要把財富分配給收入不高的人，而是應該確保提供公平的機會，提供完善的社會支持，讓人們自己去追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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