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歷史學者克羅齊曾說過，「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主張書史者要以當前生活的關切來觀察過去，才會具有真正的意義。明日是台灣「二二八事件」屆滿70周年的日子，過往這一天，向來是台灣本土派號召台灣人意識的重要日子，不論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或如今的民進黨，面對歷史真相、走向轉型正義是雙方共同的語言，只是程度上或許略有差別。今年是蔡英文執政以來首個「二二八」，北京當局罕見地為「二二八」事件定調，高規格舉辦紀念活動，散發出極為豐富的政治意義。
其實早在1987年「二二八」事件40周年時，北京也曾舉辦紀念活動，並且公布許多歷史檔案。今次的紀念，則定性為「台灣人民推動社會主義的重要歷史事件」，暗示當時的武力反抗是在配合中共在國共戰爭中的行動，凸顯台灣人民渴望中共統治的想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灣省專賣局查緝員在台北市天馬茶房外以暴力查緝私煙，造成民眾一死一傷，釀成民眾反抗政府的行動，許多台籍菁英與外省人都在衝突中被殺害，死亡人數至今統計不一，從數千到上萬人不等，事件也埋下了反對威權統治的深根。當時雖然許多知識分子抱持社會主義的理想（台共），但心中卻沒有中共的影子。
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當年仍在延安的《解放日報》曾發表社論聲援，將「二二八」定位為「台灣自治運動」，但未採取具體措施，而在台的中共潛伏人員，也未能發揮多少作用。領導「二七」部隊的謝雪紅，就曾明確與領導中共台灣工作的蔡孝乾斷絕往來，而中共省工委武裝部長張志忠，雖組織台灣民主聯軍嘉南縱隊，也是在「二二八」之後。
「二二八」事件的核心，可以體現在當時的事件處理委員會上，當時委員會提出「32條政治要求」，不僅主張台灣自治，也包括人權與民主問題，因此如今在台灣，無論是藍營還是綠營，都將「二二八」視為反抗專制、追求民主人權的重要事件。
要討論「二二八」，無可避免要觸及敏感問題，也有許多矛盾要解決，譬如當時台共的社會主義理想如果真是解放鬥爭，為何在如今的兩岸四地卻都看不見社會主義的餘緒，而當年《解放日報》定性的「自治」一詞，如今更是提都不能再提。以謝雪紅為主的台共成員，事件後逃往中國大陸，歷經整風、反右與文化大革命批鬥，晚景淒涼，如果要紀念「二二八」，要如何詮釋謝雪紅的下場呢？
無論是「追求自治」還是「解放鬥爭」， 要爭奪「二二八」話語權，都必然要觸及到兩岸間最深刻矛盾的問題，而台灣在轉型正義上的工作已經累積多年，除了細節與責任問題有爭議外，事件本質已經深入民心，而對國民黨而言，做為「抗暴的對象」，「解放鬥爭」的解釋則是無比尷尬，不知該如何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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