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有大法官背景的人士擔任新一屆特區行政長官，相信會為澳門法治社會帶來更堅實的保障，遵守法律、依法辦事是維護澳門安定繁榮的重要基石。其中，「刑法」作為整個法律體系中，最為重要和嚴肅的部份，值得澳門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和關注。而作為代議士的立法議員肩負著三重責任：既要反映民意、關顧社會實際狀況，同時也要參與專業的法律工作，則更加需要加倍認真學習和對待「刑法」的立法工作，否則稍有疏忽便可能為澳門社會帶來不可量物的負面後果和影響。
眾所周知，「刑法」最直觀的作用就是要保障市民生命財產、維持社會秩序、打擊和懲罰犯罪。然而，嚴厲的手段背後，蘊藏着嚴謹的邏輯和複雜的理論基礎，這不僅要求執執法人員和司法人員對於法律有深刻的認識和掌握，才能有效將罪犯繩之於法或避免出現冤案錯判。同時，立法工作者亦應該對自己所立的「刑法」有深入研究和了解，因為法律一經制定便難以修改，若欠缺對法律的認識或立法技術的偏差，可能會導致法律之間的不協調，自相矛盾，甚至出現不公正的後果。畢竟再專業公正的法官在審理案件時，也必須嚴格遵循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規範進行裁判。
然而，基於歷史原因，法律適用不一致的情況在澳門俯拾皆是，如去年曾揭發一宗以貼紙代替瓷磚的路牌作假案，疑犯被執法部門以「貨物欺詐罪」移交檢察院偵辦。該法律定於1996年，最高刑罰為五年徒刑或科處最高六百日罰金，而一般情況下往往以科處罰金代替監禁。然而，此犯罪若對照《刑法典》第211條關於詐騙罪的規定，對於涉案金額逾百萬元的重大詐騙案件，其刑罰可高達十年，且不能夠以罰金替代。可見法律原意對於巨額詐騙之犯罪，乃採取嚴懲不怠的態度。
至此，讀者們可能會產生疑問，面對這種數額巨大且影響深遠的罪行，為何執法部門不能夠以更嚴重的詐騙罪來控告？因為按照刑法理論和原則：「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故即使出現不合理情況，亦必須以專門的罪名來檢控和定罪，這就可能導致出現重罪輕判現象。這個問題的根源並不出於司法界身上，而是立法者的責任，出於當年的立法者對刑法的疏忽，對刑法理論及原則上掌握不當所致。
另一個矛盾例子為2016年通過的《預防及打擊家庭暴力法》（以下俗稱《家暴法》），當年的立法者將家庭暴力定為公罪，讓執法機構和保護機構能夠主動介入，對受害人提供主動保護的確是一種進步，然而當中的懲罰規定卻同樣出現重罪輕罰的狀況。按照《刑法典》原有規定，加重嚴重傷害他人身體完整性，最高刑罰可超過13年監禁。而根據《家暴法》，非一次性的暴力，甚至是長期的暴力虐待，同樣的結果最高只會處罰8年徒刑；即使受害對象為兒童、孕婦，其最高刑罰也只是12年的徒刑。面對這種更具譴責性的罪行，其刑罰卻低於《刑法典》本身原有的規定，實在有違加強對弱勢保護的原則和邏輯。
刑法的制定，其社會關注度可能會低於其他民生或經濟事項，但對社會影響的深遠程度卻不容小覷。適逢本年將會迎來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故此筆者在此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新任行政長官承諾會成立法律檢討小組，尤其是推動重要法典、法律法規的檢視和更新，筆者對此表示高度認同。並促請法律小組亦要對刑法體系進行全面檢視、修訂和優化，完善法律體系間的協調性，以充分發揮刑法對維護社會秩序、強化對兒童、婦女等弱勢群體的保護。
其二，建議現屆政府與各部門在統籌立法工作上，除了透過現行的公開諮詢機制以吸納意見外，亦應擴闊其參與機制，適當讓立法議員、專業之法律機構團體、專家學者、業界組織等能夠參與到法律起草的過程當中，提升其立法的水平質量同時，更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
其三，鑒於刑法影響深遠，且涉及艱澀難懂的邏輯原理和複雜的原則規範，作為立法議員及其助理、顧問等相關工作人員，必須要加倍謹慎應對，並需要積極學習以補充相關知識，即使在百忙當中亦要積極充值，筆者與諸位同袍、同工共勉之。
澳門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立法議員 羅彩燕
下載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