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在修訂的《博彩法》法案的新文本中對「衛星場」處理方式出現大逆轉，坊間有意見認為，特區政府此舉是放生「衛星場」；但亦有意見指出，是次修訂解決了現時對博企、衛生賭場經營者、博彩從業員及社會各界的擔憂，否則一旦衛星賭場在新法生效後出現結業潮，造成大量員工失業，必定會引致骨牌效應和為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所以變更法案文本的做法是務實及實事求是的政策。
另外，特區政府亦修訂了文本中關於調整博彩毛收入中向文教及社保等領域撥款的規定，建議承批公司若基於公共利益，尤其是拓展海外市場客源，行政長官在聽取博彩委員會意見後，可全部或部分豁免相關撥款。
正如澳門社會綜合研究學會葛萬金所指出，澳門博彩業客源集中在內地及香港，加上東南亞各國開設賭場後，來澳客源逐步減少，外國賭客更是少之又少，與其說是全球博彩業收益最高的城市，實是依賴內地同胞或稱為全球灣區最大的賭場，實不為過。同時，在亞洲各地開設賭場後，高端客源的競爭非常激烈，因此，特區政府作出此方面的建議，除了爭取豪客來澳博彩外，更是鼓勵博彩業客源多樣化，更應是針對外資承批公司要承擔開拓外國客源的責任。
雖然衛星賭場的問題隨著政府的修法而進一步明朗化，但特區政府應要在《博彩法》修訂及賭牌競投的同時，提升本地博彩業的服務質素，加強博彩監察協調局及司法警察局的監管及執法能力，樹立本地博彩業的健康形象，在疫情穩定及經濟復蘇期間，起到「定海神針」的作用。
對於特區政府是次藉修法而整頓博彩業，社會自有不同看法與反應，但考慮到當下及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內，疫情的影響仍將揮之不去，故所有整頓與改革都應更加理智、冷靜，整頓行業的同時，盡量把對民生經濟帶來的影響減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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