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民署處長徐裕輝涉嫌「以權謀私」，被初級法院定罪後不服上訴至中級法院，中級法院裁定他部分上訴理由成立，其中一項以連續犯方式觸犯的「濫用職權罪」改判為一項單獨的「濫用職權罪」，連同其他包括「虛假財產聲明」等罪，維持四年單一刑罰。
徐裕輝自2006年擔任民署衛生監督部動物檢疫監管處處長。他透過「暗股」方式，分別聯同第二、三被告開設公司，並再聯同第四及某人開設動物醫療診所，利用自己民署處長的職權，對43次對動物檢疫監管處的採購判給程序作出干預，令公司更容易獲得判給；他又暗中促成醫療診可取得格力犬絕育業務，容許他人在私人業務中使用屬民署的設備和藥物。
事件被揭後，初級法院刑事法庭就針對案中四名被告作審理，並於2020年裁定徐裕輝「公務上之侵占使用罪」罪名不成立；但同時徐裕輝及其餘三人被裁定「濫用職權罪」及「虛假之當事人聲明(財產申報)罪」罪名成立，分別判處四人120日罰金刑至四年實際徒刑不等。
徐裕輝及其餘三人不服判決，向中級法院提起上訴。徐裕輝認為原審法院同時判處他以連續犯方式觸犯兩項「濫用職權罪」，違反了「一罪不二罰」原則。合議庭認為，其基於不同的事實而被判處以連續犯的方式觸犯兩項「濫用職權罪」，所以不存在「一罪不二罰」原則的違反。然而，針對當中第二項「濫用職權罪」，根據已證事實，他只有一次利用職權為相關的動物醫療診所謀取不法利益，並不存在數次符合罪狀的犯罪行為。至於是否將他納入第一項以連續犯方式作出的「濫用職權罪」中，並僅以一項連續犯罪作處罰，合議庭指出，根據《刑法典》第29條第二款之規定(只有存在外在誘因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的罪過時，才可構成一連續犯)，此處看不到可相當減輕其罪過的外在誘因；當他開設公司從犯罪模式獲得「甜頭」後，再次利用手中職權去獲得利益，因此不構成可相當減輕罪過的外在誘因。
並且徐裕輝在採購程序中「通水」給自己開設的公司，涉嫌構成「違反保密罪」方面，合議庭認同他的行為屬同時構成「違反保密罪」和「濫用職權罪」，但不是由「違反保密罪」吸收或取代了「濫用職權罪」；前者是公務員的保密義務，而後者保護的是權力不被濫用。然而，考慮到《刑事訴訟法典》第399條第一款所規定的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合議庭不能作出相應判罰。
此外，合議庭逐一駁回其餘三人提出的上訴理據，維持原審判決；而徐裕輝部分上訴理由成立，廢止原審裁判關於判處其以連續犯方式觸犯的第二項「濫用職權罪」的決定，改判其觸犯一項《刑法典》第347條所規定及處罰的「濫用職權罪」，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數罪並罰，合共判處其四年實際徒刑的單一刑罰；維持其他原審決定。（編輯：胡可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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