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凸顯了美國和歐洲資本主義模式的主要弱點：對於美國這個無法保障個人免遭非常規破壞影響以及宏觀經濟衝擊所致社會後果的經濟體系，危機展現了其局限性；在歐洲則揭示了該地區創新生態系統活力不足的問題——尤其是在生物技術這個終結疫情的關鍵部門。因此雖然造成了諸多破壞，新冠危機也算是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資本主義的一記警鐘。
Philippe Aghion
菲力浦·阿吉昂，法蘭西學院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世界計量經濟學會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Aymann Mhammedi
阿雅曼·馬哈茂德，法蘭西學院研究助理。
我們不認為美國經濟模式的保障和包容性缺失是為提高創新能力而付出的必要代價，也不認為歐洲創新能力的缺乏是更高度包容性和社會保障的天然結果。因此除了呼籲加大教育投資外，我們還主張採取兩項既能刺激基於創新的增長，又能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或保障性的政策：補強競爭政策，並在勞動力市場建立丹麥式的「彈性保障」（Flexicurity）體系。
在討論競爭政策時，首先要問的是作為資訊技術革命先鋒的美國創新型經濟為何會在過去20年間遭遇生產力增長下滑。而在針對這一趨勢的各種可能解讀中，其中有兩個強調了競爭問題。
在其2019年出版的《大逆轉》一書中，托馬·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認為，美國生產力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反托拉斯政策的弱化。他指出這種日積月累的改變致使許多經濟部門更加集中化且削弱了商業活力，尤其是在創始新企業方面。
而本文的其中一位作者（菲力浦·阿吉昂）與安東尼·貝古（Antonin Bergeaud）、提莫·波帕（Timo Boppart）、皮特·J·克萊諾（Peter J. Klenow）和李慧瑜（音譯，Huiyu Li）則共同提出了另一種解釋，其特點也是競爭不充分，只是把關注點放在資訊技術革命上。簡而言之，快速的技術進步使那些積累了外人無法比擬的社會資本及技術和/或發展了強大網路的超級明星企業能夠掌控經濟部門的更大份額。而1995至2005年間美國生產力（特別是在IT相關部門）的加速增長也是出於這一原因。
但從長遠來看，超級明星企業會阻礙非明星企業在前者操縱的所有產品系列中進行創新。這是因為試圖推翻超級明星企業的挑戰者們必須大幅降低價格，也因此拉低了其創新紅利。資訊技術革命使超級明星企業得以迅速成長並控制更多的領域，最終卻減少了市場進入者數量、創新和整體經濟的增長。
這一解釋意味著要最大限度地發揮IT革命的增長潛力就必須改革競爭政策並借此更好地應對並購對未來創新和市場進入的影響。這種手段應該一方面促進以創新為主導的增長，另一方面又通過允許新創新參與者進入市場而使其更具包容性。而這種創新——尤其是來自新進入者的創新——也可以更大地提升社會流動性。
與此同時，靈活保障體系可以幫助美國等各個國家解決根深蒂固的勞動力市場問題。在201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安妮·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發現美國中年（45至54歲）非西班牙裔白人的死亡率在經歷長時期下降後於2000年代初開始上升，並在2011~2012年後急劇加速。他們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所謂「絕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的迅速增加，這類死亡是由自殺或藥物濫用造成的，主要發生在低技能勞動者群體中，但卻在其他發達國家較為罕見。
迪頓和凱斯將美國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這一趨勢逆轉歸因於與創造性破壞相關的工作不穩定狀況，而這往往又會加劇家庭的不穩定。在更廣泛意義上，我們已經從一個很多人可以期望在同一家公司度過整個職業生涯並存在一定晉升空間的世界轉變為一個頻繁破壞已成為常態的世界。
那麼是否有可能設計一種制度，通過允許個人以更為平和的態度和有利於整個經濟的方式來度過失業期，從而使創造性破壞更容易被人們所接納？在這方面亞歷山卓·魯萊（Alexandra Roulet）在2017年發表的一項重要研究表明在1993年引入了靈活保障制度的丹麥可能已經找到了正確的解決方案。
丹麥的這項制度擁有兩大支柱。它一方面通過簡化企業解雇員工程式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另一方面為了保護這些被解雇的勞動者，政府提供了慷慨的失業福利以及大量專業培訓投資，好讓人們能獲得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
魯萊比較了2001至2006年期間工作單位結業的丹麥勞動者以及個人狀況（包括年齡、經驗和技能）相似但單位沒有結業者的健康狀況，並得出了令人驚訝的研究結果：公司倒閉並不會影響一些重要的個人健康指標，特別是抗抑鬱藥的使用或諮詢全科醫生的概率，也與員工的死亡率無關。
通過建立彈性保障制度，丹麥同時實現了兩個目標。首先，它促進了以創新為主導的增長，使創造性破壞變得更容易實施且更有效率（在針對專業培訓的公共投資輔助下）。其次，該計畫通過提供收入支持，促進下崗工人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使得創新驅動的增長更具保障和包容性。
新冠疫情在經濟上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教訓，而其中之一就是創新和包容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借助正確的政策，西方國家政府可以促進這兩方面的發展，從而協助實現一個充滿活力的、公平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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