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可能與前任總統特朗普大相徑庭。但在對華關係方面，拜登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的強硬路線，比如，拜登拒絕取消特朗普對中國出口產品加徵的關稅，並警告將採取進一步的懲罰性貿易舉措。
這反映出美國對華態度普遍變得強硬起來。近期，針對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敵意是否過重這一問題，《外交事務》雜誌諮詢了多名美國知名專家，近一半受訪者(68人中的32人)表示反對或強烈反對，這表明美國傾向於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
對於傾向用雙贏的觀點看待世界的經濟學家來說，這令他們感到費解。畢竟各國可以通過合作和避免衝突來改善自身和他人的狀況。
這一原則最明顯的應用就是國際貿易使各國獲益，這正是專業的經濟學家的謀生之道。總體來看打開國內市場對各國都有利。但同樣的觀點也適用於政策領域，在這一領域，國內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間可能出現衝突。沒錯，各國可以奉行以鄰為壑的政策，例如限制外國商品進入本國市場，以改善貿易條件，或限制他國搭全球公共產品的便車，如脫碳政策。但如果他們避免這種行為，他們就能一起做得更好，這不是更可取嗎？
相比之下，地緣政治戰略家傾向於從零和的角度看待世界。民族國家爭奪權力（使他人屈服於自己的意志並不受阻礙地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這必然是具有相對性的。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更大了，那麼其對手的權力必然受到削弱。這樣的世界必然存在衝突，因為現存大國（美國）或新崛起大國（中國）會爭奪在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有力地闡述了這一觀點。在《外交事務》的調查中，關於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敵意過重這一說法，米爾斯海默的態度是強烈反對。他寫道，「所有大國，無論是否民主，都別無選擇，只能在零和博弈中爭奪權力。」 這對美中關係的影響較為不樂觀：中國勢必想要擴大其權力，而美國則別無選擇，只能試圖遏制中國。這一觀點對經濟學家和其他一些人提出了重要挑戰，這些人相信，在一個穩定、和平、基本合作的世界中，美國和中國可以實現共同繁榮。
米爾斯海默和我在哈佛大學的同事斯蒂芬·沃爾特等「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反對自由主義假設，這一假設認為美國的開放市場和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將催生出一個“更像我們”的中國，這種反對顯然是正確的。在特朗普政府上臺前，美國一直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或許幫助中國變得更加富裕，但這種政策既沒有讓中國變得更加民主，也沒有降低中國爭奪權力和影響力的可能性。
但是，一個有著截然不同的經濟政治體制和自身戰略利益的中國，是否意味著將會與西方有著不可避免的衝突呢？也許不是這樣。現實主義者關於權力至上的論點取決於那些需要加以限定的假設。
首先，雖然國家可能會將國家安全和生存放在首位，但實現這些狹隘的目標與實現權力最大化之間存在著巨大差距。即使沒有在每個大陸上都部署軍事存在，美國也不會被消滅或入侵。歷史學家斯蒂芬·韋特海姆便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擴張主義願景總是在與一種更為克制的方法相競爭，後者被誤導性地、輕蔑地貼上了「孤立主義」的標籤。即使不與鄰國發生衝突，中國的領土完整也不會受到威脅。在安全底線之外，對權力的追求會與其他國家目標（比如實現國家經濟繁榮）產生衝突，這些目標需要在世界舞臺上減少霸淩。
正如現實主義者喜歡指出的那樣，這個世界的確缺乏一個規則的執行者。沒有一個統管全世界的政府確保各國能按照規則行事，各國可能有興趣制定規則，但沒什麼興趣遵循規則。這使得促進合作難上加難，但並非完全如此。博弈論、現實世界的經驗和實驗室的實驗都表明互惠會促進合作。在重複交互中，促成合作行為並不一定需要協力廠商執行者。
最後，不確定性和誤解其他國家意圖的風險也確實使大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前景複雜化。純粹的防禦性措施，無論是經濟上的還是軍事上的，都可能被視為威脅，並通過不斷升級的惡性循環不斷累積。但這個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正如沃爾特和我指出的那樣，一個促進溝通並鼓勵彼此為可能被對方誤解的行為進行辯護的框架可能會有所幫助。
米爾斯海默對創造性的制度設計能否帶來太多改觀持懷疑態度。他寫道，“(美中)大國競爭背後的驅動力是結構性的，這意味著無法通過明智的政策制定來消除這個問題。”但在一個複雜的系統中，結構並不能完全決定均衡，在這個系統中，國家利益的定義、所追求的戰略以及行動者可獲得的資訊都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選擇。
大國競爭的結構可能排除了一個充滿愛與和諧的世界，但它並不一定是一個難以消弭衝突的世界。並不排除，這些極端情況之間存在著無數種替代方案，任何一種都有可能發生。結構並不是定數：我們保留了構建一個更好（或更糟）的世界秩序的方式。
Dani Rodrik
丹尼·羅德里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國際經濟協會主席，著有《直言不諱談貿易:如何打造一個明智的全球經濟》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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