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 上，媒體對青年抗議、高層外交以及減少甲烷和保護世界森林的新協定進行了大量報導。但是，沒有甚麼任務比使脫碳與促進世界上被忽視地區的經濟發展的努力相一致更重要。如果發展中經濟體——以及發達經濟體中的低收入人群——沒有被帶進來，全球氣候目標將永遠遙不可及。
在閱讀關於這個話題的最新評論的時候，我想起了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我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對它進行了仔細研究。其中最令人振奮的分析是我的好朋友讓·皮薩尼-費裡 （Jean Pisani-Ferry） 為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撰寫的政策簡報，他認為「氣候政策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其影響將是重大的。」他也看到了許多與 1970 年代石油衝擊的比較——以及重要對比。
我之前曾經寫過我的博士經歷：預測原油價格會發生甚麼。我時常回想那些孤獨又不確定的三年，因為雖然我很幸運能夠承擔這樣一個項目，但有時我會懷疑我的價值不如其他人。我不僅只有非常糟糕的資料可供使用，而且也很難證明任何事情。儘管如此，除了檢驗我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外，我還學到了寶貴的一課：在預測油價時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人。
以當時發表的關於 1970 年代石油危機的研究為例（我調查了其中的大部分作為我研究的一部分，並一直保留至今）。當時的共識是，衝擊開啟了一個油價不穩定但持續上漲的新時代。事實上，在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情況恰恰相反。
這種趨勢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可能的解釋之一是，有一種強大的供給手段回應更高的價格，其形式是以增加對石油生產和勘探以及替代品的投資；還有一種強大的需求回應，體現在能源效率的提高上。日本自 1970 年代以來的能源消費模式為這一假設提供了重要的支援證據。
許多現在正在推動提高碳稅的評論員和政策顧問都希望在沒有供給側相應變動的情況下重現這種需求側的情形。但正如我們今年所看到的，這種方法存在一個問題，因為我們無法在一夜之間從80% 的化石燃料轉變為 0%。採取更強有力的措施來阻止甚至懲罰化石燃料的生產和融資，意味著化石燃料的邊際供給將減少。這正是此類政策邏輯。然而，當能源需求激增時——由於經濟從衰退中強勁復蘇，就像現在發生的那樣——我們將需要可以獲得的所有能源。否則將會出現價格混亂，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和政治不穩定。
結果是，已然面臨著讓世界遠離化石燃料的巨大挑戰的決策者，還必須想出辦法來防止石油、天然氣和電力價格的嚴重波動。
一個違反直覺的想法是讓20國集團 的政策制定者——或者可能是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就擴大石油、天然氣甚至煤炭儲備的計畫達成一致，條件是這些儲備只能在緊急情況下使用。例如，議定基準可以是現貨價格較200 天移動平均線偏離兩個標準差以上。
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計畫將會面臨嚴峻的挑戰。如果儲備不夠大，一些不良行為者可能會試圖引發供給危機，然後作為最後供給者獲得巨額利潤。但這就更有理由同意一個足夠堅固的框架——以及足夠大的儲備——以防止任何此類威脅。此外，如果沒有全球戰略儲備計畫，今年能源價格的飆升可能會成為一種新常態，可能會破壞全球氣候會議上達成的其他協定。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氣候危機及其對後代的意義終於得到了全球所需的關注。 但我們也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決策者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確保資本主義的利益得到更加平均的分享。 這意味著讓發展中經濟體——以及世界各地的低收入人群——免受全球能源價格衝擊引發的動盪。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富國本著最好的意圖做出的崇高的淨零承諾將是徒勞的。
Jim O'Neill
吉姆·奧尼爾是高盛資產管理公司前主席，英國前財政部長，現為泛歐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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