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人看來，比特幣這個全球頭號加密貨幣的市場是一場對沖基金、業餘投資者、數碼極客和犯罪分子之間的勝負遊戲。這種波動極大的匿名數字貨幣所蘊含的巨大風險最好留給那些對遊戲有充分瞭解或是不太關心輸贏的人（因為他們可以降低自身風險或承擔所有損失）。但最近比特幣卻對那些難以對接常規支付體系管道的國家和個人——也是最缺乏管理潛在風險能力的群體——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吸引力。
本月早些時候，薩爾瓦多成為了第一個將比特幣確立為法定貨幣的國家（相關立法將於9月生效）。這意味著比特幣可以在該國範圍內用於支付商品和服務，而且收款人有法律義務去接受它。
而薩爾瓦多人其實對這類貨幣實驗並不陌生。該國早在2001年就將美元定為法定貨幣並用於國內交易。時任總統法蘭西斯科．弗洛雷斯（Francisco Flores）的政府允許美元與國家貨幣科朗（colón）一起自由流通並按固定匯率兌換。
美元的宣導者們原本預計此舉帶來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收益將大於薩爾瓦多在經濟主權、貨幣獨立性甚至是鑄幣稅（生產硬幣和紙幣的成本與其面值之間的差額）等方面所承受的損失。但隨後出現的購買力暴跌致使該國經濟更加依賴海外僑匯，而這項匯款在過去20年中平均每年都佔到了GDP的20%左右。
將比特幣作為法定貨幣將加劇美元化所暴露出的貨幣局限性——特別一個用以塑造國內政策的獨立宏觀經濟體制框架的缺失。此外比特幣的波動性要遠高於美元：在6月8日至15日期間其價值在32,462至40,993美元之間波動，而在5月15日至6月15日期間則在34259~49304美元之間上下。如此劇烈的波動——以及這些波動完全由市場驅動，政策制定者根本無力管理的事實——使得比特幣不適合作為一個實現宏觀經濟穩定性的工具。
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萊（Nayib Bukele）在推特上說比特幣能讓匯款轉帳更加便利並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在這方面儘管聯合國和20國集團多次呼籲降低費用，但海外僑民的匯款成本依然極其高昂。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每筆200美元的國際匯款費用平均為13美元左右，相當於總金額的6.5%，遠遠高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所寄望的3%。
儘管如此，2020年中低收入國家收到的僑匯總額仍達到5,400億美元——略低於2019年的5,480億美元，同時遠大於這些國家2020年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2,590億美元）和海外發展援助（1,790億美元）。因此如果能將相關費率降到2%，那麼每年就能多出160億美元的匯款。
這個龐大但碎片式分散於全球的匯款業務要依賴商業銀行支付系統的電子轉帳來運作，而銀行則為使用這一基礎設施和提供安全可靠的國際網路而收取高額費用。但高收費還不是唯一的問題。許多僑民沒有在自己工作的國家開設銀行帳戶，而他們故鄉的親人也可能是全球17億無銀行帳戶者之一。此外一些僑民可能需要把錢匯到某些尚未被整合進國際支付系統或是跨境轉帳受限的國家——譬如敘利亞或古巴。
布克萊關於有需要挑戰上述體系（包括用成本和風險更低的做法取而代之）的說法是正確的，但比特幣卻是一個錯誤的工具。雖然它確實可以讓人們在撇開高收費協力廠商仲介的情況下直接在全球範圍內轉移價值，但它的波動性使其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資產——且是一種風險極高的價值儲藏手段——而不是一種交換手段。比特幣的價格大跌風險意味著僑民及其親人們永遠無法確知自己究竟匯了多少錢。
而我們與其把薩爾瓦多採用比特幣的做法視為加密貨幣狂熱的又一示例，不如反思一下全球為何會有那麼多人願意出於非投機性目的去接納加密貨幣。也許答案就在於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對他們的服務非常不周到，甚至完全沒有服務。
雖然數字貨幣的各項創新——比如非洲的M-Pesa移動貨幣服務——都已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支付系統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但在提供基礎設施和監管框架以支援數位貨幣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目前這一領域依然有待完善。
為此我們迫切需要制定協調一致的跨國政策以確保比特幣及其變種對發展中國家弊大於利。除非公共和私營部門都能採納一些關鍵性改革並以低成本向所有人提供基礎銀行服務，否則人們和政府就將越來越多地投入比特幣和其他低成本、高風險且良莠不齊的傳統銀行替代物的懷抱。
帕奧拉．蘇巴奇
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全球政策研究所國際經濟學教授，她的最新著作是《免費金錢的代價：無限制的資本是如何威脅我們的經濟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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