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鼓勵創新，或者說傳統觀念就是這樣認為的。但新出現的證據表明我們必須對這一假設加以反思，正如許多經濟過時論調一樣。
這一傳統觀念依據的是吉恩．M．格羅斯曼（Gene M. Grossman）和埃爾赫南．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在1991年发表的一項研究，該研究表明通過打造各類更為龐大且一體化的市場，全球化提高了效率，鼓勵了專業化，並強化了那些追求利潤的企業家投資研发的動機，最終提升了全球創新率。
但最近圍繞中國全球影響力的研究表明全球化和創新之間的關系其實並不那麽明確。一方面，尼古拉斯．布魯姆（Nicholas Bloom）及其同事发現來自中國的更激烈競爭促進了歐洲專利申請的增長；另一方面，大衛．奧特（David Autor）及其同事指出「中國衝擊」降低了美國的創新率。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截然的結果？一個可能的答案就是制造業的變革。
制造業向來都是大多數創新的誕生之地。但近幾十年來富裕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制造業產出和就業份額一直在下降，因為跨國企業都將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了低工資經濟體。如果創新都发生在生產場所，那麽中國作為制造業強國的崛起與美國這類國家創新下降之間的關聯就是合理的。
然而這種結果並非不可避免。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會否破壞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跨國企業的組織方式，特別是企業生產端和創新端之間的聯系。
如果一個企業的產出取決於這兩端的面對面互動，那麽生產和創新活動就應保持較近的地理距離，否則創新很可能會下降。美國企業往往如此：在離母公司較遙遠處運營的子公司往往擁有較少的專利。
但如果管理者能促進並引導信息在這兩端勞動者之間的流動，那麽這兩種活動的地理分布可能就不那麽重要了。就算制造流程发生在地球的另一側，先進經濟體的創新也依然能得以維持。
我對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制造業崗位向東歐遷移的研究也佐證了這種解讀。1990年代的東歐國家人均收入低但勞動技能很高（尤其是在工程技術方面），因此也造就低成本創新的理想環境。
這一點對德國和奧地利尤其具備吸引力——這兩個國家都比東歐各國富裕很多，地理上相隔不遠且面臨著嚴重的技能短缺。因此在隨後幾年中德國和奧地利企業不僅將制造業崗位轉移到了東歐，還將許多需要專門技能和重要研究的活動也一並帶了過去。
從1990年到2001年，奧地利企業的東歐子公司中大學學歷員工佔總雇員的比例是其母公司的五倍，其實驗室研究人員數量也多出25%。而德國企業東歐子公司雇用的大學學歷員工佔總雇員比例則是其母公司的三倍，研究人員數量多出11%。
但德奧兩國的跨國企業存在一個重大區別。德國企業會將公司的組織架構轉移到東歐的子公司並派駐德國人進行管理。這就確保在東歐研究實驗室創造的知識能回流到母公司，母公司也因此能更好地掌控創新。
相比之下，奧地利跨國企業（它們自己往往就是外國企業的子公司）會按照東歐當地環境去制定子公司組織結構並雇用更多的本地經理人。因此它們的子公司在創新決策方面擁有更強的自主性，也沒有建立任何機制去確保子公司創造的知識能使母公司受益。
在過去十年里德國經濟普遍繁榮，而奧地利則遭遇了低增長和高失業。奧地利的苦況很可能源自於它與東歐之間的反向創新專業化模式。在技能稟賦方面，奧地利大學學歷勞動者佔全體勞動者的比例在1998年為0.07，而中歐國家則為0.14。
正如德國所表明的那樣，創新並不取決於是否存在實體生產。此外製造業創新的下降至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被其他部門的研發增加所抵消。這點已經在美國顯現了出來：2016年時製造業僅佔美國專利的54%，佔研發支出的59%，而1977年則分別為91%和99%，現在非製造業企業已經佔據了美國專利授權總數的46%。
但製造業和創新依然是相輔相成的。同時正如德奧兩國截然不同的經歷所顯示的那樣，僅僅將製造業離岸外包並不一定會破壞創新。如果母公司能制定相關機制去獲取其子公司所創造的知識，它們就能在把握住全球化好處（包括離岸外包）的同時不至於丟失創新。
達莉婭．馬林
慕尼克工業大學管理學院國際經濟學教授，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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