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後動盪的風險

紐黑文市—新冠疫情中，教育是重災區之一。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估計，疫情最嚴重時，全球190多個國家約有16億學生被迫輟學。在高收入國家，學校封校對處於社會經濟弱勢地位的學生造成了更多傷害，也引發了人們對學習和收入鴻溝長期影響的擔憂。一些學生來自受過良好教育的家庭、擁有電腦和互聯網，而另一些則沒有這些資源，這兩類學生之間差距明顯，且在日益擴大。

亞特蘭大—隨著疫苗接種點燃結束疫情的希望，人們也對後冠病疫情的世界提出了若干預測。從設想經濟新秩序到預測人們生活、工作和娛樂的新常態，專家們正在盡最大努力從疫情至今的發展推斷未來。

在美國，無論是華爾街還是華盛頓，大多數預測者都專注於短期預測，也就是在大規模疫苗接種解放消費者支出，以及實施1.9萬億美元的新復甦計畫之後，美國經濟增長加快的可能性。幸運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元經濟學家給現今普遍的樂觀情緒注了一劑鎮定劑。

菲力浦•巴雷特（Philip Barrett）和索菲亞•陳（Sophia Chen）採取了更長遠的視角，稱這場疫情的政治影響尚未顯現。他們和李楠（音）在2月初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歷史上曾出現多場給社會蒙上長期陰影的流行病。」一般來說，這種群體性災難導致的社會瘡疤歷經數年才會出現，新冠病大流行也不會是個例外。若按照歷史規律，如今的封鎖、流動性限制和由危機引發的國家團結也不過掩蓋了這場疫情的完整影響。

儘管上述研究還未完成，但任何曾在預測政治事件程序中碰壁的情報分析師都會建議各位去關注這項研究。上述的研究採集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2020年，在130個國家收集的569起社會動盪事件的資料，以及自1990年以來大約11,000起國際流行病和自然災害的資料。

過去的30、40年能否告訴我們，甚麼是將影響未來穩定的潛在威脅？

傳染病不利於組織抗議，獨裁政權也不願借此在政治上施壓。然而，巴雷特、陳和李表明，儘管可能在疾病爆發之初產生抑制作用，疫情卻會「大大地提高政府面臨危機的風險，而可能導致政府垮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疫情爆發後的兩年內。」

全球風險諮詢公司Verisk Maplecroft也對未來政治和社會不穩定作出分析，並使用類似的指標來衡量世界各地發生抗議的可能性。該公司的「內亂指數」追蹤了198個國家動亂的原因和結果，並對州和省一級的企業風險進行了評級。去年12月，這項指數顯示，到了2022年，包括美國在內的75個國家將發生更多的抗議活動。

如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Verisk Maplecroft並不認為這場疫情是動盪風險增加的直接原因。更確切來說，疫情加劇了社會和政治領域原有的緊張局勢。分析師寫道，動盪的激增將「發生在後疫情經濟艱難復蘇的背景之下，並極有可能加劇公眾對政府原有的不滿。」換句話說，一旦經濟重啟全面展開，如生活成本上升和不平等加劇等源頭更有可能導致爆發抗議。

我們不該僅因歷史相似性對這場疫情導致的社會和政治不穩定性感到憂慮。除此之外，近期政策和治理的失敗也值得關注，疫苗接種工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儘管北美、以色列和英國等國取得了顯著進展，但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稱，截至2月中旬，仍有近130個國家尚未實施任何劑量。即使在身為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和世界上最大的疫苗生產國的印度，截至3月17日，只有2.2%的人口已接種疫苗，這個數字在美國則為32.3%。

這項趨勢的結果不言自明。按中位數年齡計算，世界上最年輕的十個國家位於非洲，而非洲的青年失業率非常高，從撒哈拉以南地區的9%到北部的近30%不等。非洲唯有在本月首次接種冠病疫苗，在保護人口方面遠遠落後其他地區。然而，若不加緊接種疫苗，非洲經濟的發展將持續受限，失業的青年也將成為政治不穩定的根源。拉丁美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我們也需關注其他更為廣泛的挑戰。世界銀行在去年10月預測，到了2020年，這場疫情將使多達1.15億人陷入極度貧困。最近的預測表明，大約85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兩三年內無法取得足夠的疫苗以保護國民。因此，世界銀行警告稱，「共用繁榮」將在全球範圍內出現形勢逆轉。更直白地說，這場疫情已暴露了經濟鴻溝，並更嚴重地影響那些在種族、階級和社會等級方面已面臨緊張關係的國家。

當然，關於政治不穩定的預測也可能過頭。1983年，當時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凱西（William J. Casey）向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的內閣遞交了第一版的《關鍵國家政治不穩定的跡象》。在預覽新的機密季刊時，作者們以「美國決策者需要知道哪些國家革命和叛亂的時機已經成熟」為由，為新期刊辯護。

五年後，一位高級情報分析師對此進行反思並警告，在預測不穩定風險時，類似分析「仍將是一門藝術，而不是一門科學。」他解釋說，頂級藝術家能夠將「對特定國家的深度知識與對跨歷史和文化不穩定模式的深刻理解相結合」。然而，他也總結說，儘管設計指標有助於預測動盪局勢的發展，卻「沒有任何電腦程式能為我們完成這項工作」。

如同巴雷特和陳，如今的中央情報局分析師無疑一致認為，預測和警告是兩回事。但只有通過承認問題存在的風險，我們才能採取措施來避免風險。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兩位元經濟學家所言，「理解疫情對社會動盪的影響，是準備應對冠病大流行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的重要工作。」無論他們未來的研究結果如何，兩位經濟學家都發出了一條特別具有價值的警告。

肯特．哈靈頓

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高級分析師，曾任東亞國家情報官員、亞洲分局局長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公共事務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