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美國總統喬.拜登所提出的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畫正在國會審議,而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民主黨人士)及諸多共和黨人士均認為該計畫過於宏大。但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正陷入「刺激陷阱」?如果是,那麼美國又該如何脫身呢?
此次拜登的救市計畫,是聯邦政府一年內第三次試圖幫助美國經濟從大流行病引發的衰退中復蘇的舉措。而此前的兩次刺激計畫則導致資產價格,尤其是股票與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幅度,遠超工資上升幅度。因為,無論從絕對價值的角度,還是從收入比例的角度,富人們均比窮人階層擁有更多的資產,美國本就過大的貧富差距或將會進一步加劇。
不平等的日益加劇將鞭策人們提出解決該問題的訴求——包括提高稅率、提高法定最低工資,以及更為慷慨的社會轉移計畫。一項提議計畫在四年內將聯邦最低工資標準從7.25美元/小時提高至一倍以上,即提高至15美元/每小時,因為如果貧富差距的鴻溝在事實上進一步擴大且深入人心,那麼即便此計畫不會成為該經濟刺激計畫的一部分,其也可能會更多地獲得來自公眾及國會層面的支持。
提高最低工資水準,其目的是說明窮人。但是,儘管法律能夠迫使雇主至少向工人支付最低工資,但它不能強迫其雇人,或在低薪部門建立更多的企業。1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很可能會導致被創造出的就業機會低於其他情況,尤其是在低技能部門。因此,許多人會將就業市場與經濟的疲軟作為下一輪刺激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理由。
當然,額外的刺激性經濟擴張性措施將引發另一波超過平均工資增長的資產價格升值,從而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並引發要求更高稅收及最低工資的呼聲,以及更多的社會轉移,這將再次削弱投資與就業增長,並證明繼續實施經濟刺激的“合理性”。換言之,美國或將陷入刺激陷阱。
對於這種情況,並非不可避免。但如需避免,就要在付諸任何經濟刺激措施的同時,輔以三項配套的改革。
首先,美國必須升級教育體系,並增強技能基礎,這樣更多的工人便能從事收入水準更高的工作。其目標應該是減少可貿易部門在與低薪酬的中國和墨西哥工人,甚至是更低收入水準的印度或越南工人的工作重疊。
通過此舉,美國能夠在長期內有效地與低工資國家競爭。但政策制定者首先需要認識到:美國勞動力中的低技能勞動力成分過於龐大,而美國當前的教育體系,從幼稚園到高中,讓來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處於劣勢。因此,為現有勞動力提供更好的再培訓計畫亦會有所幫助。
其次,政策制定者應致力於促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靈活,同時為所有美國人維持體面的生活水準。在此,我們可以借鑒丹麥的「彈性安全」模式,它讓雇主能夠根據市場條件的變化靈活地雇傭、解雇以及調整工資水準,但也能夠為下崗工人提供了一個慷慨的社會安全網,使他們能夠維持一種滿意的生活水準。
該體系靈活且可靠的合同工作安排,鼓勵企業家創建企業,並創造就業機會。全面性的終身學習計畫,為工人們提供了提升技能的機遇與動力。社會保障體系為就業轉型提供了足夠的收入支援。
在一個設計良好的「彈性安全」體系中,最低工資的增加需要與整體生產率的提高及移民政策相一致。如果最低工資的增長超過了生產率的增長水準,就會形成一個兩級勞動力市場,在這個市場中,一些幸運的低技能工人保住了他們的工作,而許多其他的低技能工人們,則無法以法定工資水準找到工作。
同樣,在放寬移民政策的同時設定較高的最低工資,也可能導致低技能移民工人的湧入。如果他們通過提供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工作在灰色市場中找到工作,對於土生土長的低技能工人來說,事情將變得愈發困難。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非主張消除移民或工資增長,而是在強調:工資增長、生產率增長,以及移民政策,需要同時被視為一個共同謎題的不同部分。
第三個優先事項是:通過確保提高金融知識水準,以及提供更容易獲得低成本資金管理工具的途徑,以鼓勵美國中低收入家庭增加儲蓄。當前,美國家庭平均儲蓄率僅為其收入的12至14%,遠低於德國、日本和中國。
但問題是,處於收入分配最底層的美國人佔比為40%,其幾乎沒有儲蓄,這意味著,每當資產價格上漲快于工資時,他們的相對財富就會進一步落後。對於那些認為低收入家庭掙的錢不夠儲蓄的懷疑論者而言,研究表明:如果擁有正確的知識及工具,他們便能夠並且想要儲蓄。如果美國人的儲蓄增加,那麼投資也將會增加,從而使經濟增長更快一些。這或許會減少未來對刺激計畫的依賴。
魏尚進
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