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對於大多數華人，中國也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國家。但正是那些讓中國變得神秘的多種因素使得了解中國變得重要，包括其悠久的歷史、廣闊而多姿的領土、龐大而多樣的人口、覆雜的政治、以及龐大而充滿活力的經濟。無論好壞，在中國發生的一切都會影響到地球上每一個人。
西方觀察家面臨的最痛苦的挑戰是如何解讀中國。正如荷蘭漢學家漢．庫伊珀斯（Han Kuijpers）所說：「西方漢學在根本上存在某些缺陷：『中國專家』要麽假裝對與中國有關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話就不能當真；或者，在他們挺到最終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從科學意義上通曉有關中國的一切的時候，他們也不能被稱為『中國專家』。」
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是有明顯原因的。首先，中國作為一個完整連片的大陸型農業文明有著悠久的歷史，包括長期擁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系。
這與西方歷史上看到的地理上的分裂和各地區間的政治競爭局面截然不同。西方是近代民族及主權國家和現代市場與資本主義的發源地。這種歷史上的中西分歧有助於解釋為甚麽今天的中國在實現某些目標（例如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效率要比西方國家高得多，而在實現其他目標（例如民主建設）卻要慢得多。
但是，中國的中央計劃/社會主義與西方的民主/資本主義之間其實並沒有明顯的本質區別。例如，就一些原始或初級的市場行為而言，社會主義中國可以比西方國家更「資本主義」。實際上，其「國有」經濟的三分之二現在已經是民營的了。然而，中國並沒有通過西式的「私有化」來實現這一結果。
中國以長期、務實、和因地制宜的決策方式挑戰了傳統的西方治理框架。中國的決策層受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會用系統性思維來應對現實中的覆雜經濟社會系統。他們知道真實世界的覆雜系統永遠不會是靜態的，因此不能嚴格地由僵化的規則和程序來管理。為了實現持續的改革和與時俱進的決策（這些對覆雜系統的穩定性、功效、和演進至關重要），靈活的實事求是的社會關系準則往往更有用。
新技術幫助了中國決策過程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社會現實，包括克服了覆雜大系統內的協調和溝通問題。例如，微信應用程序將覆雜的網絡和組織高效地鏈接在一起，促進了大型覆雜經濟與社會活動的及時完成與可靠運行。
中國決策系統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傾向於強調集體生存而不是個人利益。 例如，與美國不同，中國在治理系統衰退和崩潰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中國領導層非常清楚這可能導致的不穩定以及重建的難度。因此，他們致力於維護、發展和強化現有治理系統，即使這意味著個人將承擔短期成本。
在這里，冒著過於簡化的風險，也為了方便理解，我們將中國的治理特色放在一個由「個人-個人」和「集體-集體」組成的二乘二治理類別排序矩陣里來與其它國家和地區進行比較。 美國，尤其是在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領導下的美國，長期以來是 實行「個人-個人」治理原則的縮影，集體利益排在個人權利和自由之後。
但是，如果從拜登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戰略跡象看，拜登可能會推動美國邁向「個人-集體」治理類別，即仍然強調個人權利，但卻會著眼於集體利益不至於被忘記，盡管他無疑在國內事務決策及執行方面將面臨嚴峻的抵抗。 歐洲的社會民主國家是「個人-集體」治理類別的典型代表。
就亞洲國家而言，它們大多屬於「集體-個人」治理類別，將集體置於首位，但仍然強調個人權利。而中國對集體福利的重視足夠強大，足以讓中國與古巴一起進入「集體-集體」的治理模式陣營。盡管如此，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這兩個國家都在不斷提高。
顯然，不斷深化的國際融合使外部力量能夠影響中國的思維，就像中國也日益在塑造世界其它地區的發展一樣。不幸的是，這種動態反饋循環通常被視為零和博弈，一些國家不僅堅持其熟悉的治理方法和世界觀，而且還試圖將自己的框架與意識形態強加於其它國家。
作為美中兩國之間的「極端競爭」的一部分，拜登正策劃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的統一戰線來遏制中國。拜登準備要做的這些零和博弈將使每個國家都變得更糟。畢竟，正如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顯示的，全球合作對於應對恐怖主義、移民、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跨國挑戰至關重要。如果各國相互打架，只會加劇這些挑戰的嚴峻程度。
當前，中國正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包括實施「雙循環發展戰略」，旨在通過增加對「內部流通」的依賴來增強中國的供應鏈和市場韌性。 但是，該戰略並不排除國際合作。相反，中國歡迎在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上加強合作，只要不損害其基本治理信念或體系。
當西方準備好合作時（當然前提是不跨越紅線，如試圖迫使中國進行政權更叠），制定一項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將至關重要。首先，這意味著改革多邊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
通過讓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這個過程可以促進全球共同體敘事的演進，讓每個國家都可以在全球集體中明確自己的角色。在這種合作共贏的前景下，美國和中國將盡其所能保護全球公地，而不是爭奪全球主導地位。
沈聯濤
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
香港國際金融研究所主任，北京大學香港匯豐商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所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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