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自倫敦—現在想要評估新冠疫情可能造成的後果或許還為時過早，尤其是因為未來很可能還會出現更多的波折。一旦我們戰勝了病毒，疫情對我們生活造成的某些改變可能就會變成暫時的。而在留意到這些注意事項的情況下，我們已經可以開始得出一些結論了。
首先，只要发現一種新的、高傳染性和危險的病毒，我們的合理舉措就應該是積極行動起來將其盡快消滅，而不是等待和寄望能了解更多。在新冠疫情首次爆发於中國的一年多後，許多采取最積極措施予以應對的國家（主要是亞太地區國家）的境況似乎都優於西方國家。
舉個例子，最近澳大利亞的西澳省僅因為一例新冠病例就將珀斯市封鎖了5天。相比之下盡管英國每天的新感染率都遠高於1.5萬例，但一旦有證據表明當前入院人數和報告死亡人數已經越過了高峰期，重新開放的呼聲就會再次湧現。結束封鎖顯然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正如英國人已經認識到的那樣，除非活躍病例的數量急劇下降，否則任何松綁措施都將是暫時的。
其次，一些國家的接種疫苗進度要比快於其他國家。其中的早期領跑者就包括英國——這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放松封鎖的聲浪為何會如此巨大。初步證據表明新冠疫苗不僅有助於減少重癥，還能減少傳播。這可能會變成一個驚人的消息，並且——如果疫苗能展現出更為強大的療效——標志著這場疫情已經開始走向終結。但如果政府過早解除封鎖，新的冠狀病毒變異毒株對現有疫苗產生抗藥性的風險就將增加。
第三，雖然首批獲批的新冠疫苗是根據本來針對其他用途的研究改進而成的，但此次疫情很可能會永久性地優化從研究到臨床試驗和監管審批程序的整個疫苗開发流程。如果真能實現這一點，這應該有助於我們對抗未來的病毒變異株以及其他新疫情。
這場疫情也可能會提升制藥行業的整體效率和生產力（而非盈利能力）。因此藥企或許能比常規認知中更快地開发出新抗生素。
第四，新冠危機表明政府可以在不擾亂市場的情況下實施比大多數人預想中更多的支出。雖然不斷上漲的高政府負債水平引发了巨大的問題，但金融狀況仍然波瀾不驚——尤其是債券市場似乎並未受到幹擾——的事實提出了一種可能性，即政府在財政上的发揮空間可以比許多人認為的更大。
這可能會對經濟政策辯論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歐元區是否應該取消將政府債務限制在相當於GDP60%的財政規則，到政府是否應該在一些以往並未插手的部門中保持長期存在。
比如說，在我看來很顯然需要對政府的支出核算進行重大改革，從而明確區分投資和消費（或維護）支出。如果政府的投資支出是未來私營部門經濟增長的源泉（尤其是在具有巨大正向乘數效應的領域），那麽這次危機就表明對所有政府支出一視同仁是愚蠢的。這尤其適用於衛生和教育方面，但也適用於許多其他領域——包括政府如何努力應對氣候變化。
至關重要的是，政府還必須发揮更大的作用以確保所有公民都能使用數字技術（正如它們應當確保普及教育和醫療一樣）。除非每個人都能使用這類技術，否則一些重大的國家舉措——比如新冠病毒檢測和接觸者追蹤——就不可能成功。
第五，無論疫情後遠程工作的標準是什麽，工作模式也將變得更加靈活。這將帶來一系列積極的後果，包括大大減少人們耗費通勤時間、減少傳統交通基礎設施的升級壓力，更大且更具“流動性”的勞動力市場，甚至還可能提高生產力。
第六，危機加速了向技術強化型工具的轉變，尤其是對消費者而言，從而令許多實體零售商的未來蒙上了陰影。因此政策制定者大概需要重新考慮稅收的某些方面，包括從網上業務中尋找新的收入來源。這至少可以讓許多傳統零售商擁有更公平的機會以在我們的購物習慣中繼續发揮自身作用。
第七，城市房地產（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城市）的功能將需要調整。這將需要對辦公室、商店和住宅之間的空間關系以及交通問題提出新的理念。靈活和共享辦公空間的理念很可能會深入到下一代勞動者的思維中。
最後，新冠危機加速了亞洲在全球範圍內相對經濟增長率方面的崛起，而中國則推動了該地區的崛起。因此中國的治理結構與西方民主國家治理結構之間的反差----在全球治理安排和雙邊關系處理方面----將成為許多領導人面臨的一個更為重大的問題。
吉姆．奧尼爾
曾任高盛資產管理公司主席，英國財政大臣，現為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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