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大的打車軟件Uber創始人兼執行長卡蘭尼克，曾在接受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訪問時曾形容，Uber就像一輛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車，速度不慢，開得穩定，但眼前有霧，無法看得很遠，你必須集中注意力在前方，注意是不是要轉彎。卡蘭尼克認為，這種感覺很緊張。
作為全球最大的獨角獸，Uber估值超過650億美元，他們提出的車輛共享概念，對各國政府而言是一種破壞式的創新，有的政府研擬修法，有的政府開始試點，也有政府加以取締，共享經濟確實與在地經驗密不可分，德國的例子可見，Uber也有調整與妥協的空間，但是在本澳，短短不到十個月的時間，Uber已經繳納超過千萬保證金，警方查緝Uber如同捉拿賊王，頻頻上演港產動作片。當創新遇到管制，特區政府看來比迷霧罩頂的Uber更緊張。
如何遊說各地政府容許Uber何法經營一直是Uber的難題，但對創新概念的強硬態度則是本澳政府的顢頇。Uber可以放棄狂灑20億美元的中國市場，自然不會太擔心千萬元保證金，或是能不能在澳門經營，但本澳政府抗拒與Uber協商，實際上放棄了一個培養創新產業、調整過時法規、創造有利創新環境的機會，「黑的」屢禁不絕，正是因為對民眾而言，是的士的有益補充，與其立志終身打擊「黑的」，何不趁Uber的衝擊檢討既有政策，讓Uber或類似的網約專車服務與傳統的士有更公平的競爭條件，一舉兩得呢？
政府聲稱提倡的「特別的士」比Uber服務更好，但開放特別的士准照不過是允許多一間可以網絡約車的車行，就算服務再好，也不是改善交通問題，提升的士服務的解方。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是未來的趨勢，當新加坡打算在2018年運行無人駕駛的士時，我們還要讓警察滿街追Uber嗎？
確實，沒有一個政府有義務要為哪一間企業開綠燈，尤其Uber對傳統的士行業帶來的衝擊不能忽視，然而的士行業本身的困境，在於他們是政府特許的行業，有牌照數量管制，收入卻受到大環境的市場因素影響。在Uber出現之前，的士司機不是沒有抱怨，份子錢的壓力、「白牌車」搶生意等，然而若以共享經濟的概念來看，牌照數量管制的必要性也可以有討論的空間，這將會減輕的士司機爭取收入的壓力，消弭與Uber在法律規範上的不公平，又何需害怕Uber呢？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政府必須思考怎麼做才能創造一個更好的社會，當我們被創新產業衝擊時，應該去思考、討論各個層面的問題，保險、牌照、稅務都不難解決，與其強硬禁止Uber，不如想想如何利用機會讓交通系統更進化，打造一個我們想要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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