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自伯克利—我們總習慣於將中央銀行的職責範圍狹隘地聚焦在穩定價格上，或者最多是在確保支付系統平穩運行的同時嘗試實現某個通脹目標。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當前的新冠疫情下我們卻眼看著中央銀行出手扶持了日益繁多的市場和活動，而它們動用的工具也遠遠超出了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的範圍。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美聯儲的薪資保障計劃流動性便利工具，如果某個貸款者向陷入疫情相關困境的小企業发放了貸款，那麽美聯儲就可以利用該機制對其提供流動性。很顯然，這已經不是老派中央銀行的做法了。
現在我們聽到了進一步擴大該範圍的呼聲。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和美聯儲理事萊爾．布雷納德（Lael Brainard）分別敦促各大央行著手應對氣候變化。而在「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背景下，美國加州眾議員瑪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rs）力促美聯儲主席傑羅姆．鮑威爾（Jerome Powell）在不平等問題上做更多工作，特別是在種族不平等方面。
這類呼籲讓央行純粹主義者們坐立不安，他們警告說讓央行承擔這些額外責任可能使其本身及其政策工具偏離控制通脹的主要目標。他們告誡人們貨幣政策並不是解決氣候變化和不平等問題的良好工具，而通過征收碳排放稅或強化相關平等住房法律則可以更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
最重要的是，批評者擔心追求這些其他目標將危及央行的獨立性。央行為了達成特定的任務而享有運作上的獨立性，因為人們一致認定這類授權目標還是不要交辦給民選官員最為妥當。但獨立並不意味著中央銀行家們無須對政治家和公眾輿論負責，他們必須證明自身行動的合理性並解釋這些政策決定是如何有助於達成授權目標的。而最終的成敗則可以通過央行能否實現其可供獨立核查的目標來判斷。
隨著授權範圍的大幅擴大，政策工具和目標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加覆雜，政策決定的理由也更難以傳達給各方，成功或失敗將更難以判斷。事實上由於貨幣政策對氣候變化或不平等的影響有限，將這些變量設定為目標將使央行陷入敗局。而因這類失敗所引发的挫折感可能會致使政治家們重新考量央行的運作獨立性。
這些論點其實不無道理。但在全員動員的緊急狀況下央行行長們也不應在自己的座位上安靜地打盹。要求央行解決氣候變化和不平等問題的呼聲說明人們意識到這類問題已經上升到了事關人類存續的程度。如果央行行長們對這些問題置若罔聞，或者聲稱「這類緊迫問題最好交給別人來處理」，他們的反應將被視為對其冷漠態度的一種傲慢而危險的呈現。到那時候他們的獨立性就真正岌岌可危了。
那麽應該怎樣辦呢？作為監管者的中央銀行擁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工具，而確保金融體系完整性和穩定性的責任賦予了政策制定者使用這些工具的授權。他們可以要求更廣泛地披露與氣候有關的財務信息，還可以對資產組合包含氣候風險的金融機構提出更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這些工具將遏制金融系統去承銷涉及高碳行業的投資。
而理解氣候變化對金融穩定造成的風險的難度在於氣候事件是不規律和非線性的。在對它們進行建模時，中央銀行必須避免自身在模擬新冠疫情時犯過的錯誤。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經濟學家和流行病學家往往各自為政。因此人們可能會問像拉加德和布雷納德這類倡導者們提問：中央銀行聘請了多少氣候科學家？他們什麽時候開始工作？
同時在不平等問題上一些央行已經領受了相關的任務授權。在美國，1977年的《社區再投資法案》責成包括美聯儲在內的監管機構確保中低收入家庭擁有足夠的信貸渠道，而美聯儲則將這一責任下发給屬下12家區域性儲備銀行，每家銀行則以不同的方式履行了這一責任。聯邦儲備委員會就如何確保平等信貸渠道提供的更有力指引——明確關注種族差異——也將強化現有措施。
對於歐洲央行等其他央行來說，解決少數和弱勢群體的信貸問題是一個編外任務。但歐洲議會可以指示它去采取措施，而歐洲央行董事會可以與組成歐洲央行系統的各國機構合作滿足這一要求。
貨幣政策對通脹和支付之外的事務也會產生影響，其中就包括氣候變化和不平等。如果央行行長否認這些聯系或者堅持認為這些問題是別人的問題，那麽他們這種行為將是虛偽甚至是危險的。為此中央銀行家的最佳前進方向應當是利用貨幣政策去實現通脹目標，同時將其監管權力用於其他緊迫性問題之上。
巴里．埃申格林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民粹主義沖動：當今時代的經濟不滿和政治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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