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碳的更公平手段

肯尼斯．羅格夫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21.

隨著美國候任總統拜登的新一屆政府，承諾會以一種全新且合理的手法應對氣候變化，當前正是建立一家世界碳銀行來轉移和協調，以協助發展中國家脫碳的理想時機。美國提出的「綠色新政」和歐盟委員會的「歐洲綠政」，所設立的環境目標都值得稱頌，但卻過於指向其內部。這就如同一棟樓著了火，但人們卻把消防資源都集中在其中某一層，那麼最終只能延緩而不是阻止毀滅。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未來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淨增長幾乎全來自於新興市場。雖然中國最近承諾要在2060年實現零淨排放，但考慮到該國各占全球一半的煤炭產量和煤炭消耗量，最終能否實現這個目標還有待觀察。

同時印度雖然在太陽能發電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也依然高度依賴其豐富的煤炭儲量，而且很可能會繼續延續下去。儘管各國在簽訂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都許下了華麗的承諾，但清潔能源在全球能源投資中仍然只有約34%，幾乎與五年前持平。

目前討論最廣泛的推動發展中經濟體二氧化碳減排手段，是對那些來自缺乏適當碳定價系統的國家，進口產品徵收碳邊境稅。歐盟目前正在考慮這類措施，而氣候領導委員會也主張這樣做。

經濟學家們基本上都贊成徵收碳稅，這樣生產者和消費者就會考慮自身行為將如何影響全球公域。一個邊境稅的調整措施，旨在促使發展中經濟體引入屬於自身的碳稅。該政策在概念上相當合理，但過於呆滯且難以實施。

首先，發展中經濟體缺乏相關資源和技術去改變。發達經濟體之所以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部分原因是全球製造業已經轉移在能源投入巨大的新興市場。

亞洲燃煤發電廠平均運作時間為12年，而發達經濟體則為43年。鑒於一個燃煤發電廠的壽命約為50年，而煤則是中國和印度手裡為數不多的大儲量自然資源之一，因此對於亞洲發展中國家來說，淘汰燃煤發電廠的成本極大。而非洲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缺乏電力供應的人口已經上升到近6億。

發展中世界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與發達經濟體口中雄心勃勃的計畫之間的差距只是全球窮國富國之間財富和資源巨大差異。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為了應對新冠病毒危機，發達經濟體在2020年調集的財政和信貸支持平均超過其GDP總額的16%，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分別只有6%和2%。而這一巨大差距還沒有考慮到與疫情相關的債務積累，在未來幾年內演變為發展中國家全面債務危機的可能性。

全球碳定價是所有氣候危機長期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方面應該採取高度優惠的融資形式，並結合技術專長和最佳操作方式的分享，然而這一切都應置於世界碳銀行的指導之下。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各區域開發銀行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它們領受的政治委任過於分散，無法獨立有效地應對氣候挑戰。與此同時，那些對經濟激勵反應並不十分靈敏的國有企業正越來越多地主導著全球煤炭行業。

如果認為那些向內看的發達經濟體會願意撥出大筆援助（每年至少1,000~2,000億美元）來說明發展中國家達成氣候目標，是否過於樂觀？迄今為止，對新冠病毒危機的應對狀況並不太令人鼓舞，但相對一眾富國花在民眾身上的數萬億美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一個強化的碳稅或定價體系可能是長期可持續資金的一個來源，但問題已是迫在眉睫，無法坐等它到位。

歐盟已經通過且美國也可能很快效仿「2050年實現二氧化碳零淨排放目標」，是值得稱讚的，但那種「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環保主義可不是解決一個全球問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