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澳門學生陳皓揚，因為去年虐殺街貓「大橘子」案，16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出庭應訊，步出法庭後遭到憤怒的台灣民眾追打，他們不顧一旁戒護的法警，衝上去摳他雙眼、扯他頭髮，陳皓揚痛苦不堪，場面彷彿非要當場殺死他不可。陳皓揚殘害弱小的行為引起激憤，但殺貓有罪嫌，自有法律審判，若真是有病在身，更應該接受治療或輔導，這種私刑式的反應或許一時痛快，卻不是個成熟公民社會的作法。試著想象，若陳皓揚因此病情加重或尋短見，事件又該如何收場，自詡聲張正義的人，又有誰會出來負責。
以正義為名的私刑，在一個民眾不信任司法的社會中頻繁出現，人民對法律的信任都出現危機，是社會發出的危險訊號。在美國英雄電影中，超級英雄的存在，都是因為失能的法律無法解決罪惡，他們一身勁裝，黑夜出沒，不受政府、法律或任何教條規範，行事以復仇為基底，一個民怨愈高的社會，英雄就會愈受歡迎，公權力就這樣被擱置或虛化。
但這種復仇是否正義，一直是需要討論的問題。那些毆打陳皓揚的民眾，對於他是否真的有精神疾病或心理問題並不關心，而他們的行為多半也都得到所處的社會環境所認可，「殘害動物的人往往獲輕判，因此非得飽以老拳，不足以洩民憤」的邏輯普遍被接受，而打了人以後是不是能讓類似案件不再出現，也從來沒有人關心。這種宣洩式的傷害，不但無助減少類似事件，反而會讓法治的觀念更加弱化，民主倒退。
偽正義往往比罪惡本身更危險，因為是非對錯的判斷標準不再掌握在法律手上，由輿論自行判斷，而人皆有良知，作惡的人自有良心譴責，而這些「正義人士」則會合理化自己對別人的傷害，不會有良心譴責，認為就算當場打死人，頂多只是個「魯智深」。
私刑者如何成為英雄，這不是一個問句，而是一個否定句，以暴制暴的暴力行為，必然會導致暴力被過度濫用，而法律即使不完善，仍然是公共意志的顯現，真正進步的社會，應該透過充分的溝通，以集體共識完善法規，讓法律隨著時間與經驗更加人性、更加理性。檢驗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是看他們怎麼對待好人，而是看他們怎麼對待壞人。
台灣在歷經「太陽花學運」點燃的「公民覺醒」後，似乎對民主與法治的觀念更加單向度，成為一個看似進步，實則趨於保守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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