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的死亡？

COVID-19帶來了傳染恐慌和富人外逃，上層收入社區的地方經濟崩盤。（美聯社圖片）

哈樂德．詹姆斯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20.

COVID-19殺死了大都市嗎？毫無疑問，疫情正在改變全球化，2020年前的全球經濟樞紐紛紛變成傳染中心，未來命懸一線。但這場危機也突顯出大都市的現有弱點，加快了已經開始的進程。

本世紀之初，倫敦、紐約和香港等城市成為貨幣、人員和思想流動的核心節點。它們不僅僅是金融中心，也是文化首府。企業家和創新家蜂擁而至，希望改變自己和全世界的命運。

移民到大都市追夢

移民也紛紛來到這裡，追尋財富或僅僅是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機會。許多人夢想著成為創新精英，理所當然地，繁榮的全球城市成為一座座熔爐。

市郊或農村地區的人來到這裡，卻發現城市生活大不易也大不適應。英國脫歐背後的群眾動員，部分是因為這些選民，不滿於日益多元文化的富裕的倫敦。他們認為，倫敦的成功是建立在他們失敗的基礎上；甚至中上層階級專業人士，也抱怨在倫敦生活困難。

類似地，美國南方、西南部和中西部的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也自視為三藩市和紐約等地的對立面。「讓美國重新偉大」意味著顛覆沿海精英。當然，因為「一國兩制」安排，1997年後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衝突也日益突出。

都市房價狂升猛漲

一飛沖天的大都市房價綁架了社會福利，高品質住房只有全球精英才能得到，而其他居民都必須「蝸居」或住在城市核心區之外。在疫情爆發前，無家可歸便已開始日益尋常。許多人必須依靠不充足和不可靠的公共交通長距離通勤，大學和高中學生得不到舒適的住宿條件。

COVID-19帶來了傳染恐慌和富人外逃，上層收入社區的地方經濟崩盤。疫情導致了新的社會兩極化，醫療、公交和零售行業的社會工作者被迫暴露於傳染風險之下，否則就會失去收入。

相反，知識工作者早已開始遠端辦公和接單，除了身體接觸之外絲毫沒有失去什麼機會。遠端和一線工作者之間的分裂，突顯出長期以來許多人寧可視而不見的尖銳的階級分別。

最近，新冠病毒促使人們尋找疫情爆發前的高成本大都市的替代方案。對知識工作者來說，科技讓遠端就業變得誘人而便利，消除了令人不快的通勤和城市生活開支。

當然，討厭危險且過度擁擠的城市由來已久。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瘟疫、十四世紀中葉在歐亞地區爆發的黑死病，也帶來了類似的逃亡。閱讀薄伽丘筆下，逃到費耶索萊山區的佛羅倫斯年輕貴族便能鑒古知今，因為普通工人奮起反抗城市精英。

威尼斯的衰落

當代大都市衰落的最突出的歷史先例是威尼斯。危機爆發前，義大利和歐洲政客便早已開始頻繁列舉這一正在沉沒的瀉湖城市，作為改革缺失的寓言。如湯瑪斯．曼的不朽名著《威尼斯之死》所言，這座城市一直代表著一個普遍的困境。威尼斯在十六世紀末達到財富頂峰，然後經歷了漫長的衰落，原因包括貿易路徑變遷、來自較窮但更有活力的城市的競爭，以及容易爆發疾病等。

但是，威尼斯還可能成為COVID-19之後大都市的範本。現代經濟史家告訴我們，歷史不僅僅是十七世紀工業和商業崩潰的歷史。相反，威尼斯最有特色的商品的生產轉移到了內陸，轉向了特雷維索和維琴察等小城鎮，這讓威尼斯共和國與鄰邦建立起新的政治關係。

倫敦和紐約可能沉沒

全球城市天生特別容易受到病毒衝擊，而當病毒真的襲來時，全球城市的領導人和國家當局開始互相指責。倫敦市長沙迪克．汗多次攻擊英國首相約翰遜封城不力。新紐約市市長與紐約州州長和特朗普陷入了「三國大戰」，他本人也利用美國城市的危機，轉移人們對其本身管理不善的關注。

復興真正的民主，如果想要具備號召力，民主政府就必須更有效解決病毒，同時還要解決更深層次的病因，如貧困和難以承受的房價。如果管理不力，大都市就必然會重蹈過去大城市的覆轍。倫敦和紐約也可能以自己的方式沉沒。但這一回，內地不會再有文藝復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