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全球經濟體無一不遭受嚴重的衝擊，對於負債累累的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來說，除了要應對疫情造成的停產、失業等問題外，也因為量化寬鬆措施導致本國貨幣貶值，償還原本的債務更加困難。對此，國際貨幣基金（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與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先後發言，提出使用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及增加配額。
特別提款權指的是一種分配給會員國的資金使用權力，是基於國際清償能力的需要而發行，可以與貨幣進行兌換。目前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由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圓與英鎊組成，以美元所佔權重最高（41.73%）。2009年，IMF股東曾經同意一次性創造約相當於2,500億美元的SDR，應對當年的金融危機，最終這些資產多半成為成員國的外匯儲備。
易綱日前在《金融時報》撰文表示，特別提款權的普遍分配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非常重要，不但能夠補充成員國的外匯儲備，還能提升購買力，是應對危機時最快速、成本最低的措施。透過這種方式，IMF可以以類似「印鈔」的方式，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資金供189個成員國使用。
事實上，關於特別提款權的議題已不是第一次提出。今年3月，格奧爾基耶娃就曾在G20財長會中提出5,0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的構想，但是隨即遭到美國與印度的反對，由於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異動需要85%成員國的同意，作為主要出資國的美國，事實上具有一票否決權。
美國的反對，產生很多層面的解讀。美國的官方理由，是美國不認為現在存在補充全球國際資產儲備的長期需求。而在內地產生的解讀，則是美國為了維護美元霸權而反對，因為特別提款權一直被視為挑戰美元霸權的金融工具，尤其在2016年人民幣「入籃」後，挑戰美元的期望一直很高。
前一種說法本身就很蒼白，第二種說法也不夠合理，因為即使同意SDR，新興國家與開發中國家最迫切的需求是償債，短期內仍然無法改變大多數國際貨品以美元計價的現狀，自然也無法讓人民幣一下子變得更受歡迎，即使是「一帶一路」融資，也使用了一定比例的美元融資。
或許美元確實會因為無限制的量化寬鬆而嘗到苦果，但在目前，仍然屬於一種「預期」。美國政府拒絕SDR，勢必有更迫切的理由。有消息指出，特朗普政府並不希望中國與伊朗能夠無條件動用這數十億美元，因為美元一直被特朗普視為制裁的武器。《華爾街日報》5月時曾報道，中國主要商業銀行正在出現美元資金短缺的問題。
出於對抗的目的，或許才是特朗普真正的理由。但就像當年的金融危機一樣，美國是否能用各種說辭阻擋IMF解圍的努力，其實結局還很難說，無論美國有沒有一票否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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