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讓人驚嘆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最近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民族國家沒有未來。」（美聯社圖片）

哈樂德．詹姆斯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國際治理創新中心高級研究員。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20.

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擔任德國總理的這麼長一段時間裡，多次證明了她是一個讓人驚喜的人選。現在，她已經超越了自我。

2010年，默克爾出乎意料地堅持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救助希臘。2011年之後，她在此前日本發生了福島核災難後，關閉了德國的核電站。然後，在2015年，她向100多萬敘利亞難民開放了德國邊境。而現在，她批准了一項5,000億歐元（合5,560億美元）的聯合復蘇基金提議，以幫助歐盟在經濟上遭受最嚴重打擊的國家渡過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危機。

民族國家沒有未來

她每一項政策決定都在德國激起了憤怒，同時也令其他不願讓德國扮演超大領導角色的歐洲人感到憤怒。但每次默克爾都堅稱別無選擇。她最新宣布的，是迄今為止最大膽的，她在最近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稱：「民族國家沒有未來。」

復蘇基金的前景讓許多觀察人士持懷疑態度，歐盟是否終於正接近其「漢密爾頓時刻」。在美國成立之初，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主張，聯邦政府應該「承擔」各州在獨立戰爭期間所欠下的債務。他贏得了辯論，是因為債務互助似乎是解決當前緊急狀況的必要手段。

危機未能深化一體化

但如果認為任何危機都能消除深化一體化的障礙，那就大錯特錯了。10年前歐元危機爆發時，聯邦黨人希望它能給歐洲一體化計劃注入動力。相反，南北成員國在債務問題上的分歧更加嚴重。在隨後幾年裡，俄羅斯和中國都在吸納個別歐盟成員國加入其軌道，而英國正式脫歐，美國總統特朗普幾乎拋棄了這個跨大西洋聯盟。

與債務和難民危機一樣，這些地緣政治發展都加劇了歐洲的南北和東西分裂。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人們期望通過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可以達到普京、特朗普、英國脫歐以及之前的債務紛爭所不能達到的目標。

有兩個理由，首先，大流行從根本上說是一場全球化引發的危機，需要全球合作應對。第二，較於國家和地區之間死亡率和感染率，以及大流行的經濟影響程度之深、規模之大，讓大多數公眾更加重視有效治理。

德法不傾向情感政治

與特朗普或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不同，默克爾和馬克龍並不傾向於部署情感政治。相反，他們都為自己是善於做出循證決策（基於證據進行決策）的管理者而感到自豪。

在俾斯麥和他的意大利同僚卡沃爾之前，德國是由多個邦組成的。每個邦市都有自己豐富的地方特色，但沒有一個邦市特別擅長應對市場、貿易以及新的通信和運輸形式所帶來的技術和經濟挑戰。當這些較小的實體統一時，並不是出於「靈魂上的同情」，而是純粹出於公事公辦。

換言之，民族國家是作為一種實際問題向前推進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之前，有3,000至4,000個獨立區域單位。到了18世紀，這個數字已減少到300至400個。到19世紀末，只有三個國家有大量講德語的人口：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瑞士聯邦。

換言之，中歐國家的數量每隔一個世紀就會大幅減少，很明顯，舊式民族國家正被迫重新考慮它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為歐洲和平可放棄主權

事實上，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最近對歐洲央行的裁決，標誌著最後一次推進向更深層次的歐盟一體化。雖然名義上限制了德國央行參與歐洲央行的債券購買計劃，但其效果不會是阻止歐洲計劃，而是迫使建立一個法律和政治基礎，讓該計劃得以持續。

此外，沒有那個歐洲國家的憲法比德國更強調歐洲概念。1949年的《基本法》規定，德國人民受到「作為統一歐洲的平等夥伴促進世界和平的決心」的「鼓舞」。更重要的是，該法律文件第24條明確規定為了歐洲的「和平與永久秩序」放棄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