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推移,貨幣貶值將無可避免。(美聯社圖片)
努裡埃.魯賓尼,魯賓尼宏觀經濟研究會CEO,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經濟學教授。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 2020.
經歷2007至2009年間的金融危機之後,諸多政策失誤加劇了原本彌漫於全球的經濟失衡。各國政府非但沒有解決導致金融崩潰,以及隨後經濟衰退所揭示的結構性問題,而且敷衍塞責,最終無可避免地催生下一場危機的風險。
如今危機已然降臨,這些風險也變得更加嚴峻。不幸的是,即使大衰退已導致今年的U型復蘇化為烏有,在下面十個危險趨勢下,一場L型「更大蕭條」將在未來十年間降臨。
一、債務違約大增
在這個許多國家公共債務水平已然居高不下,甚至無以為繼的年代,新冠病毒危機的對策將導致財政赤字大幅增加,相當於GDP的10%或以上。
更糟糕的是,許多家庭和企業的收入損失,意味著私營部門的債務水平也會變得不可持續,並可能引發大規模違約和破產。再加上公共債務水平的飆升,這一切都說明當前的復蘇,必定比十年前大衰退後的那場復蘇更疲軟。
二、人口結構定時炸彈
病毒危機表明我們必須將更多的公共支出,分配給醫療衛生系統,而全民醫療保健和其他相關公共物品則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但由於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出現了老齡化,針對未來此類開支的融資,將使當前本已資金匱乏的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體系所隱含的債務越滾越大。
三、通縮風險
除了造成嚴重衰退外,這場危機還令商品(未使用的機器和產能)和勞動力市場(大量失業)產生了嚴重冗餘,並導致石油和工業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這會導致債務通縮成為可能,同時增加了破產風險。
四、貨幣貶值
隨著各國央行奮力對抗通縮並抵制(在積累巨額債務之後的)利率大幅上行風險,貨幣政策將變得非常規,且影響深遠。短期內,政府需要將財政赤字貨幣化,以避免蕭條和通縮。但隨著時間不斷推移,加速的去全球化以及捲土重來的保護主義,將引發長期負面供給側衝擊,使滯脹變得無可避免。
五、數字化破壞經濟
隨著數以百萬計的人遭遇失業或降薪,21世紀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將進一步拉大。為了防範未來的供應鏈衝擊,發達經濟體企業會把生產從低成本地區轉移到成本更高的國內市場。但這種趨勢對本地勞動者並無益處,反而會加快自動化的步伐,給工資帶來下行壓力,並進一步煽動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仇外心理。
六、去全球化
疫情正在加速已然發生的巴爾幹化和碎片化趨勢,美國和中國將更快地脫鉤,大多數國家將採取更多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從而保護國內企業和勞動者免受全球動盪衝擊。疫情後的世界將以對貨物、服務、資本、勞動力、技術,資料和資訊流動的更嚴格限制為標誌。醫療設備和食品領域已出現,因為各國政府都紛紛在危機之下,實施了出口限制和其他保護主義措施。
七、民粹主義抬頭
民粹主義領導人常借助經濟疲軟,大規模失業和不平等加劇而得勢。在經濟不安全感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各方都有強烈的動機去這場危機歸咎於外人。藍領工人和一大批中產階級,將更容易受到民粹主義言論的影響,尤其是那些限制移民和貿易的提議。
八、中美地緣戰略對峙
隨著特朗普政府想方設法將當前疫情歸咎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的政權也會大力鼓吹美國密謀阻止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中美在貿易、技術、投資,資料和貨幣安排方面的脫鉤將加劇。
九、新冷戰加劇
這次外交破裂將為美國與其競爭對手,不僅是中國,而且還有俄羅斯,伊朗和朝鮮之間的新冷戰奠定基礎。隨著美國總統大選臨近,我們完全有理由預期秘密網路戰爭的激增,甚至可能激發某些常規軍事衝突。同時由於科技是爭奪未來工業控制權和抗擊疫情的關鍵武器,因此美國私營技術部門,將越來越多地融入國家安全工業綜合體。
十、環境破壞
新冠危機所展現出的環境破壞有可能導致比金融危機更嚴重的經濟損失。反復的疫情,例如1980年代以來的愛滋病,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2011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2014至2016年的埃博拉病毒,就跟氣候變化一樣,本質上都是一些發端于健康和衛生標準低下,自然災害應對系統缺失,以及全球化世界互聯性日益增長的人為災難。在未來幾年間,疫情和氣候變化的許多病態症狀將變得更加頻繁,嚴重且代價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