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在西方政治哲學的脈絡中，雖然不同的語境中有不同的涵義，但所有關於「保守」的政治立場，都有一個基本的內涵，就是強調「既有的價值」。「保守」並非相對於「進步」，也不意味著反對「進步」，而是相較於激進的改革，保守主義相信前人累積的智慧，相信歷史傳承下來的制度，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因此，保守主義面對問題，傾向對已建立的制度進行修補，盡可能減少政府干預，而非由一位英雄、強人來推倒重建，或者激進的政策干預。
剛剛結束的英國大選中，保守黨在約翰遜領導下拿到365席，創下自1987年戴卓爾夫人以來保守黨最大的勝利，科爾彬率領的工黨則拿到203席，是1935年以來最慘的敗仗，浪漫的左派輸給了激進的右派，表面上保守黨以歷史性的大勝奠定這一時代在黨史中的地位，但約翰遜的瘋狂卻也讓保守黨的靈魂愈來愈模糊。
年美國大選與今年的英國大選有許多相似點，保守黨與共和黨共享保守的價值，相信自由市場反對政府干預，但約翰遜與特朗普卻都受到大量工人階級的支持，從美國中西部的鐵鏽帶，到英國北英格蘭和威爾士這些幾十年來的工黨鐵票區，都在選舉中選擇了傾向資方立場的保守政黨。
保守政黨與勞動階級這兩個看似互斥的團體，如今卻成了命運共同體？事實上，從特朗普的共和黨到約翰遜的保守黨，有愈來愈多保守政黨開始改變傳統的政綱傾向，加強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包括政府增加舉債，提高政府開支，為勞動階級提供支援，反對外來移民搶走工作等。如約翰遜就在今次選舉中承諾，要用脫歐之後重新獲得的自由為企業紓困，保障就業機會，這種大撒幣的政見在過去的保守政黨中是不可想像的，戴卓爾夫人泉下有知都將大力反對。
是甚麼促成了不再「保守」的保守黨？這個問題與三年前特朗普當選時的問題一樣，是民粹與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而這兩者則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相對剝奪感有關。全球產業分工為傳統產業帶來苦痛，而金融與政治菁英卻能置身事外，歐美政界左右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所以當科爾彬與美國的桑德斯真正提出超前的政策時，卻變成是太過激進（例如大規模的企業國有化），這是科爾彬的敗因，也是明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的殷鑑。
英國與美國的政治有很高的相似性，共和黨與保守黨不約而同繞道佔據了民主黨與工黨的鐵票區，當中都有很高的民粹性質，譬如約翰遜高喊「人民政府」、「搞定脫歐」，這對於陷入脫歐泥淖已經三年的英國民眾來說有很高的煽動性，未必代表人民認可約翰遜的極右路線。民粹是一帖速效藥，藥效來得很快退得也快，明年特朗普的選戰或許就能預示約翰遜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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