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曹光彪便在珠海創辦了首家內地與境外合資企業「香洲毛紡廠」，開啟了澳門商人赴內地投資的先河。
1970年代末期，鄰近地區大力發展加工出口提升經濟，其中，紡織品與成衣，是最主要的品項之一。
吳福在珠海市投資建設石景山旅遊中心。
何賢投資興建拱北賓館。
1941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正舉行的開國大典，就此改變了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遠在1,986公里外的澳門，人心也在各自澎湃著，為巨變的到來而激動。新中國成立以後，在外交上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承認一切外國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但是對港、澳，基於其歷史和特殊地位，以及當時國際形勢上的需要，作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策，但是對於香港、澳門涉及主權的問題，中央政府從未有過絲毫動搖，收回港澳領土主權的決心堅若磐石。
新中國成立70年，澳門回歸祖國20年，但是澳門與祖國的聯繫沒有一刻間斷，澳門跟隨著祖國的發展而脈動，也為新中國的繁榮壯大貢獻了自身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後，發展是第一要務。1970年代末期，鄰近地區大力發展加工出口提升經濟，其中，紡織品與成衣，是最主要的品項之一，進口國家如美國，為了控制貿易逆差，開始管制進口數量，透過實施進口配額來限制進口數量，形成「多邊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配額的多寡，決定了投資的多寡。
澳門的配額是獨立的，在澳門的周邊設立成衣廠，透過澳門出口到其他地方，被認為是有效的獲利模式。立法會前主席曹其真之父、著名商人曹光彪，就是最早一批赴內地投資的港澳商人。1978年，曹光彪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前，便在珠海創辦了首家內地與境外合資企業「香洲毛紡廠」。開啟了澳門商人赴內地投資的先河。
投資內地的先河 改革開放的窗口
澳門歷史學者邢榮發博士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當年去內地投資喺一件好新穎嘅事」。邢榮發透露，曹光彪的工廠開幕，邀請600多位外賓參加開幕儀式，豈料中途遇上兩大困難，第一是多名外賓入境問題，第二是接待外賓餐飲問題，最終經歷重重難關，將難題解決。曹的例子也吸引後續不斷有澳門商人前往內地投資，發展其他行業，將中外合資管理的新事物、新制度及新商業運作模式帶往內地，供其參考和借鑑，起到重大作用。
他指，國家在開放改革初期沒有太多經驗，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當合資企業出現，便開始使用市場方式營運，取代舊有方式。後來，國家制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緊接著澳門又有新一批商人往內地更遠的地方投資酒店及旅遊業，引進該行業的新內容。久而久之，內地與澳門慢慢磨合並形成一套改革開放後的初級新制度，有了法律和制度，外資逐漸加入內地市場發展。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澳門往內地輸送許多民間所需的物資，包括電視和單車等物品；技術貢獻方面，亦有裝修隊伍前往內地發展；經濟上，在通關便利後，澳門居民每年前往珠海拱北區消費數十億。改革開放後，澳門社團慢慢發展起來，促進澳門與內地民間往來和合作，包括商業、文化旅遊等。
助中國與西方國家對話
邢榮發指出，澳門在國際上的重要角色是聯繫中國的橋樑、平台和中介。歷史上，《中美望厦條約》便是在澳門簽署，國際上許多「檯面上搞唔掂嘅嘢」都能夠在澳門解決，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澳門能夠幫助國家運輸用品和糧食，辦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2年，中國尚未恢復聯合國席位，印尼外長被委派擔任聯合國輪值主席，前總統蘇加諾認識澳門僑界人士司徒眉生，於是印尼外長專程到香港讓人帶話予司徒眉生，內容是印尼政府有意幫助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後來司徒眉生證實消息後，馬上透過在澳機構與國務院聯繫，促使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司徒眉生這段經歷，為澳門在新中國外交發展的歷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聯繫共生 優勢互補 相輔相成
從直接的投資，到輸入技術、管理經驗與人才，再到外交上的聯繫作用，澳門在新中國發展的歷程中，不僅提供探索實踐、示範創新的動力，也在教育、文化、法律等各種領域提供了協助，換句話說，澳門與祖國內地聯繫共生、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共同成就了今天的中國、今天的澳門特別行政區。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12日會見港澳情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便指出，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港澳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與內地人民都是偉大奇蹟的創造者。
70年來，新中國完成經濟、社會、民生、制度等方面翻天覆地的變化；澳門回歸祖國20年，也親歷了舉是罕見的經濟騰飛，下一個70年，下一個百年，澳門勢必也將與祖國內地一道，繼續創造奇蹟。
（編輯：李世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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