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祖國20年 澳門迎來黃金時代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系列專題——澳門篇（二）

回歸20年，澳門經濟發展迅速，絕大部分是來源於旅遊博彩業。圖為1994年，中銀澳門前的石獅與不遠處的葡京娛樂場，彷彿在暮色中對視。 （CFP 圖片）

2002年，賭權正式開放，澳門迎來「黃金時代」。圖為2004年的澳門。（CFP圖片）

1999 年12月20日，澳門民眾歡慶回歸祖國。（CFP 圖片）

1999年回歸前，澳門社會治安極不穩定。圖為珠海市開庭審判澳門黑社會分子，公安特警在法院外嚴陣以待。

1999年12月19日，末代澳督韋奇立抱著葡萄牙國旗離開當時的「總督府」。 （CFP圖片）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接受本報訪問。（阮漢賢攝）

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為本澳旅遊博彩業帶來源流活水。（資料圖片）

賭權開放後，綜合度假村模式大大提升了澳門旅遊博彩業的競爭力。（CFP圖片）

澳門參與祖國的發展建設，為改革開放事業做出貢獻，隨著時空推進，《中葡聯合聲明》生效，澳門終於迎來了回歸祖國的時刻。然而，回歸前夕的澳門，經濟社會發展跌入谷底，社會治安陷入極不穩定的狀態，加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澳門社會百業停滯，失業率飆高，發展陷入最糟糕的局面。

不過，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有效治理與中央政府的支持，令澳門在2000年，回歸祖國的頭一年，便終結了連續四年衰退的局面，實現4.6%的經濟增長，開啟了飛躍式增長的黃金時代。根據統計，1999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只有492.1億元，至2018年，已達4,403.16 億元，20 年翻了八倍，澳門人均生產總值從1999 年的11 萬3,000 元，提升到2018年的66萬6,893元，多年來的持續發展，創造了高就業率、低失業率、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良好局面。積累的財富為澳門改善民生、推進社會事業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採訪、撰稿：林嘉欣）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回歸前四年，澳門四大經濟支柱產業各有問題，出口成衣方面，工廠廠房搬至內地導致澳門職位損失；房地產方面，1991年至1992年澳葡政府大規模賣地，1993年下半年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一次針對房地產的宏規調控政策，令賣出的土地須在五年建成，導致投資者許多資金壓在土地上，資金不能「回籠」的情況下就變成「一潭死水」；旅遊博彩業方面，澳葡時代博彩業是壟斷式經營，外界難以取得相關公司資料，加上治安變差，犯罪增多，有關問題當時被認為是「燙手山芋」，既是澳門特色，又存在巨大潛在風險；至於剩下的金融業，在三大支柱行業不穩定情況下亦不樂觀。

澳葡留下28 億 只夠政府活三個月

據了解，回歸時澳葡政府留下約28億元予澳門特區政府，這些錢僅僅足夠支持政府三個月，在這樣的背景下，究竟澳門可以做些甚麼？

馮家超稱，從文獻中得知，當時候任特首何厚鏵未成為特首前，曾參與研究有關澳門競爭力的研究報告，結果指澳門競爭力可行性出路是選擇發展旅遊博彩業，但從1962年開始至1999年的博彩業營運商都是同一公司，若發展該行業就必須引入更多的營運商，所以回歸後政府便打算用適度發展模式引入更多投資者，利用該行業提振澳門經濟。

中央的祝福 歷史的選擇

馮家超稱，選擇旅遊博彩業提振經濟就須做好兩件事，第一是如何在「一國兩制」下說服中央放心讓澳門法律上適度開放容許博彩業。2000年是澳門回歸一周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來澳，公開說過旅遊博彩業是澳門的特色，尤其是博彩業要保持和繼續發展。

得到中央祝福後，特區政府立刻加緊修訂《博彩法》，2001年8月，澳門立法會通過開放博彩業的第16/2001號法律（即《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隨後，政府開始國際公開競投，當時收到21份標書，有18份標書符合要求，最後政府批出三個批給合同，其後又簽訂轉批給合同，形成如今賭牌「三主三副」的局面。

內地開放自由行 有所為 有所不為

賭權開放後，內地開放旅客自由行更是為澳門經濟騰飛增加了推動力。馮家超表示，內地自由行開放關鍵節點有兩個，第一個是2003年推行自由行政策，對澳門來說，內地旅客開始取代香港旅客的重要性，主因是客源方更靠近內地，而澳門是一個「彈丸之地」，如何能滿足更多遊客？若完全開放自由行對澳門就最好，但不要忘記旅遊資源是會互相排斥，有要求的客人都不會選擇去過於密集的地方。馮舉例，若澳門大規模建兩至三星級的酒店、接待低價旅行團，是在虛耗大量旅遊資源和空間，所以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他認為，從自由行開放至今，16年當中既有自由行旅客，亦不會「逼爆」居民生活空間。

第二個節點以2015年為界線，此前有較多貴賓客來澳，博彩與非博彩的消費都能帶動整個澳門經濟，之後出現了改變，原因是貴賓客參與博彩頻率和預算正在下跌；另一方面旅客數字不斷攀升，直至去年（2018年）超過3,500萬人次，雖貴賓市場出現調整，但大眾市場仍能提升，填補貴賓市場的損失，讓整個博彩業稍為平穩。他認為，今年在數字上才能真正看出貴賓與大眾市場的轉型，他大膽預測，以年度博彩毛收入計算，大眾市場佔額會超過一半。

大力發展教育 民生福利事業

馮家超指出，回歸20年澳門經濟發展迅速，絕大部分的經濟成果是來源於旅遊博彩業，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更是功不可沒，澳門生產總值有50%由博彩業貢獻，其中並未包括酒店、餐廳及其他消費，若是全部加起來有可能超過60%。

另一方面，旅遊博彩業還提供很好的財政資源，現時政府約有逾5,500億元的財政儲備，回歸後澳門特區政府最大的開銷在於兩大部分，第一為教育事業，澳門中學生升讀大學比率超過95%，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如果唔係有好大嘅財政能力，邊有咁多錢投入教育事業」。第二為民生福利，包括長者、弱勢社群以及各項社會資助等。馮舉例，反映貧富收入差距的堅尼系數以0.4為警戒線，超過即屬貧富懸殊。根據澳門最新一期公布的堅尼系數，若政府不進行任何補貼，堅尼系數已達0.4；根據實際情況，政府一直持續派發各項津貼，堅尼系數是維持在0.36至0.37左右。故政府惠民措施能有效將本澳貧富懸殊距離拉近，減少因為貧富懸殊所產生的社會問題，這是因為旅遊博彩業所產生的稅收，令到政府能在民生福利上「做更多功夫」。

三主三副化解矛盾 旅遊博彩業改頭換面

2002年2月8日，澳門特區政府宣布競投結果，將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權批給原「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新組成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博」）、「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河」）及「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利」）。特區政府分別於2002 年3 月28 日、6 月24 日及6 月26 日與「澳博」、「永利」 及「銀河」簽署《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或其他方式的博彩經營批給合同》。

同年12月，特區政府與「銀河」就雙方所簽的合約進行了修改。主要是就「銀河」與「威尼斯人集團」（簡稱「威尼斯人」）的合作關係起了變化及「威尼斯人」獲准以「銀河」旗下的「轉批給」方式在澳門經營幸運博彩業進行修改。其後，「澳博」及「永利」亦先後於2005 年4 月20 日及2006 年9 月8 日各自與「美高梅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美高梅」)及「新濠博亞博彩(澳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新濠博亞」)簽訂了轉批給合同。故此，演變成今天澳門賭牌有「三主三副」的局面。

馮家超解釋，政府批准上述「轉批給」方式是因為政府當時使用法律容許的方式巧妙地化解營運商之間的矛盾。何況澳門水和電公司及銀行等都是使用批給合同形式營運，而在這大三行業中，亦存在「轉批給」合同情況。他強調，世界上並非許多地方使用批給制度形式，例如拉斯維加斯和新加坡的博彩業便使用牌照制度。至於兩種制度哪種更好？他認為，須因應當地情況「因地制宜」，而澳門目前的環境更適合批給制度。

綜合度假村概念　澳門走出自己的路

2004年金沙娛樂場開幕，是一個全新的賭場，引進全新的東西。馮家超認為，全新的賭場改變了傳統營運商與僱員的關係，回歸前博彩從業員與營運商兩者是合作夥伴的關係，前者大部分收入是依靠客人的「貼士」，回歸後該情況得以改善，大規模改變從業員形象。其次，賭場環境和服務質素亦有十分大的改進。接下來，陸陸續續有更豪華和漂亮的賭場開業，中間的關節點在於2007年威尼斯人開幕，帶來綜合度假村的概念。馮坦言，此舉改變了澳門許多不同的營運模式，亦產生較大效應。傳統賭場是酒店和飲食，但現代人希望能在多元化環境中享受旅程，而綜合度假村模式，除了有賭場和酒店外，還設大規模購物中心、表演場地、各項娛樂設施、星級美食以及季節性的運動比賽和演唱會等，非博彩元素愈來愈密集，愈來愈多綜合度假村落成，大大提升澳門的綜合競爭力，令旅客「為咗澳門真係嚟澳門，而唔係去香港順便嚟埋澳門」。

馮家超稱，由2011年至今，八年期間一直持續進行訪澳旅客調查，根據數據顯示，愈來愈多旅客選擇澳門為第一個目的地，亦是唯一的目的地。此外，港澳同遊的關聯度正不斷萎縮，更多旅客選擇獨立來澳，這代表澳門有獨特的競爭力，已經走出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