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曾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對於「歷史」的研究，一方面是回顧過去，一方面是塑造當下，對於距今屆滿100年的「五四運動」也是如此。一直以來，關於「五四運動」的研究分成不同的派別，尤其在海峽兩岸，出現了兩種「五四」，而海外學者對「五四」的興趣，也催生了第三種「五四」。如同克羅齊所說，追問哪一種「五四」才是「真相」毫無意義，因為說史者在訴說的並非百年前的事，而是當下的事。這恰恰也映襯了五四精神的可貴。
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回望的是怎樣的「五四」呢？五四所涵蓋的「新文化運動」代表的是一個兼容並蓄的時代，不同的思想、理念往往體現在同一批人或同一個人身上。不同宗派、甚至相互衝突的宗旨理念， 在那個時代被包容在「新學理」的大旗下而得到平等的討論，譬如五四時期的學生領袖傅斯年、羅家倫，雖然後來都去了台灣，但前者也受過俄國革命的感召，發表過《社會革命－俄國式革命》文章，後者則與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即使是後來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在當時的閱讀也都是「左右雜存」的。
在「五四人」眼中，那些現在看來「天經地義」的區別並不存在，在各種思想的刺激下，學生與知識分子都在共同尋找一條能夠喚起知識解放、文化革新與再造社會的道路。在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既推崇自由主義的個人特色，也強調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如何再造一個「新社會」，讓個人自由得到尊重，繼而得到充分發展，是「五四人」共享的價值觀。
再造社會的目的，是能夠催生現代國家意義上的「國民」，塑造國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市民社會」，進而與國家乃至世界產生有機聯繫，改變共同關心的各種問題。在這樣的意義上，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無疑是成功的。
然而這種開放與包容，在變動的時代註定無法長時間維持。五四晚期，曾經既左且右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曾經高喊再造社會的青年團體，也因為不同的意識型態而破裂。1922年以後，中國的政治開始講究「主義」，不同的主義之間開始區分敵我，一場學生運動變成社會運動，再變成政治運動，曾經的「市民社會」不復存在。
當我們在紀念「五四運動」時，我們究竟在紀念甚麼？上海《生活月刊》曾在「五四運動」90周年時復刻《新青年》，時任主編張泉當時寫道，「我們愈急於紀念，距離「五四」便愈遙遠」，或許十年後的現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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