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如何結束的？

「五四運動」中，北京各大學紛紛響應，圖為北京商業財政學校的隊伍。（互聯網圖片）

由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青年》雜誌，宣揚民主與科學理念，獲得很大回響。 （互聯網圖片）

1925年5月，上海南京路公共租界老閘捕房，英國籍巡捕房長官開槍鎮壓示威者。 （互聯網圖片）

胡適

蔡元培

陳獨秀

傅斯年

魯迅

羅家倫

北京學生在街頭演講。（互聯網圖片）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學生發起示威遊行，齊聚天安門前，抗議巴黎和會將山東權益轉交日本的決定，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口號，獲得許多市民響應。遊行人士到當時的使館區遞交請願信，有激動的學生更放火燒了時任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處。

5月4日是中國「五四運動」100周年，後世對運動的評價，多半認為「五四運動」在那個動蕩的時代，激起了青年乃至全國人民的愛國心與民族情感，成為後來各種政治變化的動力。如果從結局來看，這樣的看法並無不妥， 但若追問當時的人，「五四運動」究竟代表了甚麼？答案會是一種對個人到國家乃至世界的思想巨變。廣義的「五四運動」包含了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一直到1925年結束的十年時間。這十年，是封建王朝被推翻以來思想最自由開放的十年，而這股思潮是如何終結？留下了甚麼遺產？或許從結局談起會更加清晰。

上海是中國五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早在19世紀末就有外國銀行與工業，西方國家在上海租界內擁有治外法權，形成帝國中的帝國。1925年2月，日本財團擁有的紗廠發現一具童工屍體，疑似遭到日籍管理人員毆打致死，引發上海、青島等地學生、工人罷工罷課上街遊行。

5月30日，英國巡捕房長官下令對示威群眾開槍射擊，造成13人死亡，40多人受傷，史稱「五卅慘案」。至此，「帝國主義」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

在此以後，1915年以來併發的如潮水般的新思想、新文化，被各種主義所收編，大海逆歸於細流，透過文化覺醒凝聚的反抗力量，為後來發生的國民革命提供了能量，共產黨成立了，國民黨改組了，「五四運動」的「階段性」使命宣告結束。只是，曾經求助外國思想尋求個人解放以至民族解放的知識分子，在救國救亡的環境下必須先自證愛國愛民族。啟蒙的任務完成了嗎？

內地學者許紀霖在《作為社會運動的五四》一文中指出，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不只是一場愛國救亡運動，也是一場在公民責任旗幟下，從知識分子到全民動員的社會運動，知識分子將個人自封建傳統中解放，進而轉向社會改造。建立一個國家之外，自發自主、有組織的社會是「五四人」的共識。

以新為先 百花齊放的思想

「五四運動」雖受1919年巴黎和會而刺激，但事前卻經過長時間的醞釀。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自秦始皇以來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卻沒有清除人民心中長期存在的奴性與皇帝崇拜，雖然打倒了封建，但建立起來的是北洋軍閥及地方鄉紳共享的「軍紳政權」，隨之而來的是帝制復辟、南北分裂、軍閥混戰。陳獨秀在1916年感嘆，「吾國年來政象，唯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也」，國民的角色並未在這樣的變局中凸顯，他認為只有成為「強有力的國民」，才能「使黨派運動進而為國民運動」。

因此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以來累積的能量，旨在喚醒青年的公民自覺、以天下為擔當的精神，再造社會。

透過20世紀以來輸入的新思想、新概念，1916年陳獨秀、高一涵將《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1919年更年輕的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全國無數刊物莫不以新為先，各種理論、學說混雜，中國的思想出現百花齊放的盛況。

「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心」

知識分子從現代與傳統出發、個人與公共的關係出發，討論如何從實現個人的理想，進而實現公共的理想。其中，社會的概念從此時萌芽。

許紀霖指出，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社會」一詞成為衝擊思想的流行語，在傳統儒家「修齊治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中的家庭與國家之間產生了分離，知識分子認為，過去只有一盤散沙的群眾，沒有現代意義的「社會」，因此需要無中生有地造社會。而一個健全的社會，需要獨立、自由的個人，基於「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心」，自發性地建立組織，形成對抗專制政府、自下而上的「市民社會」。

因此當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獲得響應，形成全國範圍內，市民、學生、商人與工人聯合起來的社會運動時，知識分子感到無比振奮。五四學生領袖傅斯年說，「五四以後，中國總算有社會了」，另一領袖羅家倫則說，「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中國，五四的功勞就是使中國『動』」。

「救亡」與「啟蒙」的衝突

然而，社會運動不同於文化運動，需要鮮明的意識型態，也需要共同的敵人與朋友，無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研究「五四運動」40餘年的美國漢學家舒衡哲，在其著作《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一書中說，相較於歐洲啟蒙運動，中國啟蒙的倡導者，關注的目標不是對超凡上帝的信仰，而是人們對宗法權威（皇帝、父親、黨派）的盲從，而與歐洲的啟蒙先驅一樣，「五四人」對中國傳統精神文明的批判，同樣被冠上，「破壞」、「去中國化」甚至「打擊民族自信」的罪名。

經歷內憂外患的中國，人們對「救亡」的興趣超過了「啟蒙」，導致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隨著五四之後的政治變化，啟蒙的能量漸漸被「愛國」收編，最終擁抱了對抗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民族主義，五四以來的思想革新成為政治理念的附庸。1926年國民黨開始北伐，「五四運動」就此結束了，曾經風靡全中國的「五四理想」成為歷史，而當時的許多人也成為歷史的失蹤者。魯迅1925年在《長城》一文中所言，或許為五四運動的終結下了最好的註解：「我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連成一氣造成了牆壁，將人們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