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紅生憶恩師陳翰笙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翰笙，曾是五四時代最年輕的北大教授。（互聯網圖片）

回憶恩師的言行， 王紅生言談中充滿敬佩。 （李世達攝）

被譽為「中國當代經濟學家之父」、致力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的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陳翰笙，1924年在「五四運動」晚期接受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邀請，回國出任北大歷史系教授，當年27歲的他是北大最年輕的教授。

已退休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紅生是陳翰笙的學生，本報記者有幸到北京面對面與王教授對話，談談他與「五四人」零距離接觸的所見所聞。

陳翰笙是王紅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時的研究生導師，兩人於1982年相識，當時陳翰笙已經85歲，仍然熱衷於教學與學問。王紅生坦言，一開始與陳翰笙的對話有些艱難，「他是經歷過五四時代的人，而我是解放後1951年出生的，受的教育系統也不一樣」，「那個時代，不管是共產黨員或國民黨員，還是無黨派人士，都有一種精氣神，這恰恰是20世紀中國社會變動的動力所在」。

王紅生說，陳翰笙與蔡元培、胡適是相互了解、有私交關係的。雖然胡適是自由派、蔡元培是國民黨員，陳翰笙是共產黨員，私交上蔡元培與陳翰笙是「鐵哥們」，三人雖政治立場不同，年齡也不一樣，但他們都是「五四人」。

何謂「五四人」？王紅生認為應同時具備「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儘管三人信仰的主義不同，但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陳翰笙曾說，「I believe in individualism」（我相信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譯為個人主義在中文語境中往往會引起歧義，有時甚至為被人誤認為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主張。因而在公共場合，陳翰笙以「個性」來代替「個人主義」。不管在甚麼地方、甚麼機構，陳翰笙都堅持獨立思考和特立獨行，這也是「北大人」與「五四人」的一貫主張。譬如蔡元培在歡送北大學生留學德國時，告誡學生不要失掉「我性」；胡適在《胡適論文學》中也說，但凡文學，必須具備兩個因素－有我和有人，前者強調要有自己的見解，後者指寫的東西要能與人交流共鳴。「五四人」強調自我、有我，不隨波逐流，不說套話、假話。

王紅生分享了他關於陳翰笙的親身經歷：在北大建校100周年大會上，有記者採訪陳翰笙，希望他在大會結束時說幾句話，當時陳翰笙101歲了，思考許久也未發言，他的侄女就建議他說「祝北大愈辦愈好」，但陳翰笙卻說：「祝北大辦得跟過去一樣好。」「過去」這兩個字就是希望北大能繼承五四的優良傳統，也反應了陳翰笙不說套話、假話的「我性」。

王紅生說，「五四人」提倡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蔡元培是這樣、胡適是這樣、陳翰笙更是這樣，憑藉他們的家庭和教育背景，當時他們絕對可以享受榮華富貴，卻都選擇了投身更高的理想。而何謂「做大事」？就是關心國家大事，促進社會進步。王紅生回憶第一次到陳翰笙家拜訪，他的第一句話讓王紅生至今難忘。

陳翰笙說，你來是請求幫忙，他很願意幫忙，但不是所有人的忙都幫，前提是你要有意識、願望去推動社會進步。陳翰笙希望王紅生用知識為社會進步做貢獻。

對於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聯繫，陳翰笙認識到個人力量有限，必須參加組織，只有在組織的集體裡，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但作為一名學者，一名共產黨員，同時應該具有認識真理和堅持真理的膽識。

「五四運動造就了一代新人」，王紅生研究亞洲歷史發現，知識精英的素質和力量，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前途，教育教出甚麼樣的人，國家未來就是甚麼樣，「如果既沒有宣導個性和我性的個人主義，也沒有集體主義，這個國家就沒有前途」。

談到「五四運動」的精神，王紅生認為體現在兩點，一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另一個就是有理想、有抱負。他認為年輕人應該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有機結合起來，如果都死氣沉沉，都熱衷於做官，在官僚體制內尋求升官發財，這個國家就沒有前途。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雖然取而代之的是軍閥，但軍閥對於思想的鉗制是有心無力，給當時的知識分子帶來難得的機會，蔡元培、胡適和陳翰笙等知識分子，既是傑出的個人，也是時代造就。在此意義上，對於中國知識精英說來，「五四時代是一個好時代」，王紅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