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舒衡哲（左）訪問過張申府（右）在內至少八位新潮社成員。 （翻攝自《張申府訪談錄》）
顧頡剛
陳衡哲
傅斯年
張申府
如同歐洲的啟蒙運動，中國的「五四運動」也被視為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契機。在許多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訪問中國的西方學者眼中，都對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新文化的狂熱感到印象深刻。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曾在《亞洲》雜誌上撰文，指「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未來奠定最牢固的希望基礎」。「五四運動」作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吸引大量外國學者分析研究，在「五四」百周年前夕，包括以色列、印度都舉辦研討會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各個面向。
其中，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上圖）在過去的40多年來致力於「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其著作及對「五四運動」的見解享譽中外。她曾在上世紀80年代與數十位「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進行深入訪談，對「五四運動」充滿深厚的情感。
將愛與思想融入生活實踐
舒衡哲早前接受本報電郵訪問，談到青年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舒衡哲反問，「難道不是所有學生都是青年嗎？」而這也是陳獨秀與高一涵在1916年將《青年》雜誌改名《新青年》的一問，他們看見大部分學生雖然年輕，但思想習慣卻老邁過時，因此熾烈地懇求真正「年輕」的青年湧現。羅家倫、傅斯年於1919年創辦新潮社，就是對此最好的回應。
對於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舒衡哲對當時更年輕的一代，如顧頡剛、傅斯年、陳衡哲及張申府等人印象更為深刻，因為他們努力為中國帶來新理念、新語言，並將愛與思想融入個人生活實踐。舒衡哲說，回顧「五四」歷史，這些知識分子每個人都很重要，同時也背負了許多遺憾。
舒衡哲說，當時有一種信念，即個人和公共理想應融為一體，如何愛別人、撫養孩子與待人接物，與黨派的政治理想同等重要。「女人剪掉頭髮既是個人私事，也是公共和政治的一部分，年輕男女自主選擇戀愛對象也是如此」，舒衡哲說。
「自覺」是五四核心精神
「五四」以後，中國有史以來首次有了重要的新學科，如心理學、歷史、化學和生物學等，而推動學術研究的理念，也不再是為了追求政府公職及個人聲譽，這是「五四」時期的重要貢獻。她認為，「民主」與「科學」更像是口號式宣傳，但未得到真正理解，她更傾向將「自覺」視作「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因為它代表人們努力去挖掘個人自我，並從自我中尋求實現個人和公共生活方面煥然一新的勇氣，「這個理想實現起來很困難，在目前的中國甚至全世界都是如此」。
談到「五四」對中國最大的貢獻，舒衡哲認為在於對兩個問題的探尋：啟蒙運動是否真的可以與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思潮又如何在不淪為政治工具的前提下得以推動、發展？時至今日仍然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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