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樹立現代學生政治運動標竿

（辛亥革命遺留的問題，激發青年學子挺身而出，爆發「五四運動」的能量。）

（黃堅立認為，在「五四」百年之際，應該繼續堅持開放、多元的精神。）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一群青年學生在天安門發起示威遊行，高喊「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抗議列強將山東權益移交日本，也抗議北洋政府的軟弱及不作為，獲得市民、工商人士群起響應，引發後來一連串請願、罷工、罷課等愛國運動，即為五四運動。

然而，愛國是「五四運動」的一面，卻不是全部，人們紀念五四，其實紀念的是那個知識分子思想百花齊放的年代，也是紀念那個從混亂與腐敗中開啟新時代的力量。

「五四運動」不只是一場「愛國運動」，也是一場思想與文化的運動，更是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在百年前那特殊的歷史時刻，知識分子如何覺醒？公共責任心是如何被激發？「五四」又是如何從思想的解放演變成政治的進化？本報自今日起透過一系列專家訪談反思「五四」，藉以回顧歷史，觀照現在。

著有《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一書的歷史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黃堅立接受本報訪問，他從青年學生、新刊物、演變歷程及寄語當下青年等角度出發對五四運動進行了回顧和思考。

力： 您認為「五四運動」期間，與其他社會力量相比，青年學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黃：青年學生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時刻扮演了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角色。晚清末年，清政府大興改革，自20世紀以來建立了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等機構，而這些學生就是這一代教育機構所培養出來的。「五四運動」期間，學生們抗議《凡爾賽條約》，在全中國的許多城市敢為人先，發揮了領袖作用。這種抗議的規模和力度標誌著「五四運動」開闢了中國現代學生政治激進主義的首例。它成為了中國後來多次學生激進主義運動的現代學生政治運動標杆，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另外，青年學生當時還是動員另外兩種社會力量——商人和城市工人——加入城市運動並組建三方聯盟的領袖。因此，「五四運動」也常常被視為中國「城市群眾運動」的開端，其關注的重點在於城市。生活在廣大農村的農民在當時尚不能與這些力量相比，他們是在之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開展農村動員運動的時候才發展、壯大起來的。

力：「五四運動」爆發後，數以百計的新刊物包括報紙和雜誌等接連大量湧現，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熱衷閱讀和討論一時竟成為了時尚。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黃：我們提到印刷文化在當時極為繁盛的時候，需要注意一點就是，今天的「五四運動」一詞不僅僅指的是1919年5月4日起的學生抗議運動，還涵蓋了由陳獨秀和胡適等人最早於1915年掀起的、範疇更為廣泛的「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反對儒家封建價值觀，並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這些為新刊物（尤其是報紙和雜誌）的大量湧現開啟了大門。學生也因此加入這股潮流，以這些新刊物為平台來宣傳各自的理念和活動「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因此合二為一，我們現在常用後者指代這兩個運動。

力：從文化運動到社會運動，再到政治運動，哪些因素導致了當時中國先後出現了這些變化？

黃：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不僅推翻了清朝，也推翻了自秦始皇以來持續兩千年的中央集權封建王朝。儘管這場革命取得了一定成就，後來卻被普遍視為是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孫中山和國民黨未能鞏固政治大局，袁世凱在當上總統後變得日益獨裁， 1916年袁世凱死後，整個國家隨之陷入災難性的軍閥混戰。辛亥革命並沒有為中國的許多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這就促使中國的知識界人士發問究竟問題出在哪裡，並深入思考政治以外的更多因素。而這也正是他們決定中國在當時需要進行思想文化革新，或者說對中國人的思想意識進行文化再造的時間點。隨後，陳獨秀和胡適等人掀起的「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不幸的是，這些知識份子逐漸在不同的意識形態方面出現分歧，例如當時的思潮有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提倡「國粹」的保守主義等。

最終，他們逐漸認識到思想爭辯和文化再造的局限性，以及中國必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才能最終決定國家的未來方向。隨後，一系列政治運動不斷爆發，包括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及之後更重要的各種事件，比如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4年國民黨的改組振興，1924至1927年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以及1926至1928的北伐戰爭。

力：在100周年這個特殊時間點，您對當下的青年有何寄語？能否從學術、思想和創新幾個角度分享一下？

黃：在「五四運動」100周年之際，我們或許應該繼續堅持「五四運動」的開放、多元精神，允許年輕人擁有自己的各種理念，開展不同的活動。我們應避免在學術、精神和創新方面對他們灌輸我們自己的理解和期許。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資本主義和資訊技術快速變化的時代，這要求我們只需要投入設施和教育方面的基本人力即可，至於年輕人自身的理想抱負和人生規劃應鼓勵他們自由發現、自行決定。

（編輯：梁翠婷 李倩瀅）